从侦审一体化困境看我国侦诉关系的重塑

侦审一体化机制是我国公安机关进行刑侦体制改革以来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目前改革的效果来看 ,这项举措由于仅仅立足于公安机关自身工作方式的调整 ,立足于为提高自身部门效率为主的利益倾向 ,而没有融入到刑事诉讼整体改革的视野中去 ,改革并没有完全贯彻侦审一体化原则的主张 ,并有疏离侦诉关系之嫌 ,其合理性值得探讨。侦审一体化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虚置困境 ,昭示出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必须要遵循相应的诉讼规律 ,密切侦诉关系必须成为未来我国侦查制度改革的重点 ,并且这种改革并非仅仅是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自身内部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 ,而应该上升到国家诉讼体制改革的高度 ,由相应的部门协调一致 ,通过立法予以确定 ,成为具有法定效力的制度     

检警关系的回归与重构——以“侦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为视角

"侦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是在捕诉一体既定制度框架之下对检警互动的积极探索,从检察机关的内部调整扩大到外部检警双方的调整,适应了监察体制改革、职务犯罪转隶和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对检警关系的要求。该办案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必要以我国检警关系的回归与重构为基础,通过实质化提前介入机制、强化检警信息联动和完善检察监督等路径,从而更好地发挥"侦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的内在价值。     

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改进措施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键,其不仅是对当前"侦查中心主义"的有力纠偏,也能"牵一发动全身"引领公检法三机关从侦查、公诉到审判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结合我国侦查工作的现状及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工作的新要求,应尽快转变侦查观念、树立服务诉讼意识,提高侦查能力,理顺侦诉审关系、自觉接受监督,完善对违法侦查的责任倒追机制等措施。     

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看我国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也是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要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必须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化是较好的切入口,也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辨析与思考——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司法实践中业已常态化的庭审形式化问题,后者本质上是刑事诉讼结构及诉讼机制等问题的具体表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系统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核心节点,对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效应。对该制度主要争议问题进行辨析,科学界定"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探寻其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价值和实现路径,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     

论抗辩式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不同于审问式诉讼模式,抗辩式诉讼模式是"当事人控制的事实发现模式",其核心是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模式直接反映刑事诉讼活动对人权保障目的的落实情况。应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构建符合我国刑事司法语境的抗辩式侦查讯问制度,使被追诉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与侦查人员进行"平等对话"的空间。基于此,我国当前的侦查讯问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     

刑事程序法治的发展路径

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程序法治,应当扭转一个诉讼观念、维系两个诉讼构造、坚持三个诉讼原则。扭转一个观念,是指扭转工具主义程序价值观,树立公权法定、权力有限、权力受制的权力观。维系两个构造,是指在刑事诉讼静态(横向)构造方面,要坚持控审分离、法官中立、控辩平等原则,维系刑事诉讼的等腰三角形或正三角形结构;在刑事诉讼动态(纵向)构造方面,要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维系审判相对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确立侦查服从并服务于控诉职能的大控方格局。坚持三个原则,是指坚持程序法定、无罪推定、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原则。     

关于铁路公安机关推行刑事案件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机制改革的思考

推行公安机关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工作机制改革,既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有效改进公安机关执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任务,也是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健全冤假错案预防机制,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有力制度保障。推行"两统一"改革,应厘清"两个认识",统一思想,明确改革方向;加强机构建设,明确职责,做好组织保障;加强制度建设,细化标准,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推行"两统一"改革还应做好配套工作,如建立争议解决制度、责任追究机制和执法考评机制等。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问题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提出是刑事诉讼领域的重大改革,也对现有刑事诉讼的立法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在时间成熟时将其列为独立的特别程序。在适用这一程序时,只要求被追诉人自愿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即可,无须要求其必须认可追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要求被追诉人同时"认罪"并"认罚"才可以获得"从宽"处理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建议删除"认罚"的适用条件。同时,从新时期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来看,被追诉人认罪后的"从宽"效果应当更加侧重于其在程序方面为提高诉讼效率所具有的价值。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之检思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刑事被告妥速审判权。从法律规定及适用的情况看,"速审法"的主要进步在于:提高了民众的速审权意识,限制了未决羁押的期限,治理诉讼迟延初具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治理方向避重就轻,保护范围狭窄,忽略侵害速审权关键因素,"减刑救济"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争议,"限制上诉"措施不当地剥夺了检察官的上诉权。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的进步与不足启发我们:应将迅速审判权作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妨碍迅速审判的各类问题,合理界定速审权的适用期间,建立合理的审查标准,建立多元的速审权救济体系。     

中国刑事公诉制度研究

公诉制度是由国家追诉特定犯罪的一种制度。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相互间的交融,我国的公诉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价值取向方面。一项制度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缺陷,而我国公诉制度的缺陷也在其日渐发展适用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改我国的公诉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健全。此外,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确保公诉顺利进行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更加突出,这样,对公诉制度更为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     

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及其缺陷的剖析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初始程序,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程序规定为并列于侦查程序的独立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在理论及实践中的缺陷主要有:立案条件缺陷；程序虚无化倾向；立案前的行为是否系诉讼行为性质归属难以确定；立案监督存在制度性缺陷；立案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权定位

为了完成与现行《宪法》《监察法》的配套衔接,《刑事诉讼法》于2018年10月26日修正并颁布实施,明确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案件不再行使侦查权的规定。作为检察权的部分权能,侦查权的删减必然导致检察权范围的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交叠的背景下,需要正确认识自己以司法权为主导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以便优化实现检察工作的任务和目标。     

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上诉抗诉问题探析

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和保障案件公正处理的重要举措。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针对被追诉人反悔上诉进行抗诉具有法律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为避免出现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被追诉人的反悔上诉,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进行合理限制,构建检察机关针对反悔上诉的抗诉制度,以衡平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新——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启发

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我国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构建已成改革必然趋势。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之前的试点工作也反映出司法强势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犯罪"从宽"处理遭遇再犯人员主观恶性顽疾、再犯危险因子加大社会风险管控难度等三大风险难题。新时代"枫桥经验"解答了检察机关"何为参与""为何参与""怎样参与"的当代犯罪治理疑问,其治理理念得以更新。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

环境公益诉讼既要充分保护公共利益,又要防止浪费司法资源,既要充分赋予公民和非政府组织诉权,又要防止滥诉,在制度设计上首先要赋予公民、非政府组织和检察机关诉权,又要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权设计一个检察机关前置审查的程序,同时要明确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法律定位。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最终分配和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总体评价。审视我国刑事诉讼的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可以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存在职责不明、监督缺位和乏力的现象。为确保审判乃至整个司法公正,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强调公诉人不能担任刑事审判的监督者,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和审判公开制度。     

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建构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是我国公诉改革的一大重要举措，对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增强检察监督、防范司法腐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量刑建议制度的明文规定，但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等因素的考虑，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已就量刑建议制度作了一些试验性调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本文在归纳当前推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中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从我国司法现状和发展要求出发，对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以期环断完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证据裁判原则反思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司法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基本格局开始由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开始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其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