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世界上每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有其合法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最初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和扩大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必须始终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和行动方向.     

政权属性更新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从历史延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发展型政权再到服务型政权的转变历程.革命型政权对统治型政权的替代使中国真正踏上了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解放之路.发展型政权的确立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则是开发政治资源和巩固执政基础的新的战略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战略体现为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政治稳定

本文从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论述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政治稳定的内涵包括政权稳固和政治合法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就是国家政权巩固的关键,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政治合法性的标志,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目的就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将有助于实现和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     

民主与合法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60年，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从“东亚病夫”成为东方巨人。但是有人却质疑政权的合法性。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执政党的建设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合法性在现代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为有价值，其基础主要包括合’法I陛的理念基础、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和合渤}生的制度基础三个方面。我国现阶段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必须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才能加强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规范主义解释下的合法性理论把永恒的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追求终极价值为现实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视域下的永恒正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社会正义规则源自广泛的社会互动之中.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也以追求正义为目标,鉴于任何主体都没有能力构建理想化的正义规则体系,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只能从法治和民主等体现正义的方式着眼.法治和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既体现着正义精神,又契合着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现实.     

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建设中的制度创新

文章分析了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制度创新的前提、目标及路径.指出乡镇政权要成功地应对与上级政权、村级基层政权及农民的关系,需要找到成功的"当家人",即了解农民和农村的乡镇干部.     

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试论抗战时期党的"二权半"政权结构模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二权半"政权结构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新.它既不同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政权体制,也不同于国民政府的五权制度,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而是一种既体现民主,又有集中领导的新型政权结构.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边区时期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

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得到边区群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实践,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三个代表”：执政合法性的新追求

执政必须有合法性,合法性取决于合法性资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架构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新体系,是对执政合法性的新追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惧怕正面回答执政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在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更新执政理念、转变执政方式、优化执政作风,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水平,来回应关于执政合法性讨论中的各种杂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来的战略布局,是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乡镇改革:乡镇制度的重建——基于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视角

政权建设逻辑和乡镇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乡镇改革是以县、乡、村治理体制衔接为出发点,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与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重建。提高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扩展乡镇政权的民意基础,改变乡镇政权的单一行政授权来源,建立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于一体的利益格局,从体制上确保乡镇政权既能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又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为农服务的服务型政权,最根本的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职能分工和权力重组的基础上提高乡镇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态的合法性

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前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在理论上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在实践上导致了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跨台，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就成为当务之急。现在的问题是：前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真的一无是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形态有没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这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后又一个值得进行冷静理性地思考的重大课题，也是建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态的历史合法性、逻辑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合法性概念的历史考察

合法性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合法性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近代以来,卢梭首先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哈贝马斯在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批判地重建了合法性概念.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