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 金融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指针

基层金融机构是金融系统提供金融服务和行使监督职权的前沿阵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金融机构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强基固本,规范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要通过树立创新精神,采取党、政、工、团的大政工战略,深入开展“十字行风”创建活动,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金融基层党的建设工作这一系统工程。     

关于我国金融创新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逐步接轨，中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创新不仅是我国金融业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推动我国金融化的过程中，必须以金融稳定为前提。     

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大步迈进

2006年。国家明确提出“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以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2009年10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创新专项方案》。要求滨海新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努力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这意味着滨海新区扮演起为中国金融改革探路的重要角色。     

金融创新的本质、特征与路径选择——基于资本市场的视角

按照熊彼特经典创新理论和现代金融学理论,创新是市场机制对企业的激励,也是企业与生俱来的本能.金融创新是市场与管制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所有金融创新理论都认为创新的动力均来自于企业.当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创新动力时,监管部门应当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在长期的模仿性创新过程中实行严格管制和选择性创新是导致目前创新不足和缺乏创新的根本原因.企业无法创新的结果是市场逐步丧失其基本功能,所以资本市场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实施自主性金融创新.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制度创新是其他创新的前提和条件,制度创新意味着放松管制.本研究首次提出选择性创新概念,认为选择性金融创新是严格管制条件下的创新异化,本质上形成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监管壁垒,长期实施选择性创新势必阻滞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的本质、特征与路径选择——基于资本市场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按照熊彼特经典创新理论和现代金融学理论,创新是市场机制对企业的激励,也是企业与生俱来的本能。金融创新是市场与管制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所有金融创新理论都认为创新的动力均来自于企业。当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创新动力时,监管部门应当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在长期的模仿性创新过程中实行严格管制和选择性创新是导致目前创新不足和缺乏创新的根本原因。企业无法创新的结果是市场逐步丧失其基本功能,所以资本市场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实施自主性金融创新。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制度创新是其他创新的前提和条件,制度创新意味着放松管制。本研究首次提出选择性创新概念,认为选择性金融创新是严格管制条件下的创新异化,本质上形成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监管壁垒,长期实施选择性创新势必阻滞金融创新。     

“十二五”时期金融与民生和谐发展的思考

金融越发展越要普惠民生。站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上，黑龙江省金融要以《“十二五”规划纲要》为指导，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促进金融资源在区域、城乡之间、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实现合理配置，实现全省民生福利的协调和可持续增长。     

改善区域金融生态打造金融“洼地”

提升金融生态环境，保障贵阳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抢抓互联网金融发展机遇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标志着在经历了两年的广泛关注后，互联网金融这一创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和监管已然进入中国政府高层的视野。     

培育文化素质规范金融行为

在金融文化建设过程中 ,人民银行左旗支行立足金融改革和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 ,结合工作实际 ,积极探索金融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在工作方法上 ,他们做到了“四个结合” :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结合 ,制度建设与有效管理相结合 ,内强素质与外树行风相结合。在具体工作中 ,他们遵循“四先四后”的原则 ,即先抓班子 ,后抓队伍 ;先抓思想 ,后抓行为 ;先抓近期 ,后抓长远 ;先抓软件 ,后抓硬件。从塑造支行机关形象入手 ,把重点放在规范机关员工的行为上 ,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推进。确立机关精神 ,发挥激励功能机关精神是整个支行追求目标和价值取…     

“余额宝”式创新对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探析

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压抑的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的结合让“余额宝”式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这类创新“新”在利用互联网对传统金融产品的销售渠道进行了拓展,它给储户带来了收益,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单一,利率市场化亟待推进及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空白等问题,警醒我们未来金融市场的改革应秉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信念,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不至于沦为博取资本狂欢的工具,才能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下去.     

我国财政风险问题的研究

财政困难引发的财政风险是当前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原因之一,本文在对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我国财政风险存在原因,并针对这些引发财政风险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失业问题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性的失业高潮。解决世界性失业问题,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各国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按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的思路,通过经济增长促进失业问题的解决,但效果不佳。应以现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来作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失业问题的理论指导。     

关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以蒲江县成佳镇为例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市统筹城乡发展和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解当前我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近期我们对蒲江县成佳镇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会同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约请有关部门、部分金融机构多次举行座谈会,力图运用＂解剖麻雀＂的方式,通过个案分析,以点带面,了解和分析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共性问题。     

构建公共财政体系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迫切需要政府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它固有的特征、体系结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将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转变的进程。     

金融危机视域下看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灰头土脸,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现行的资本主义确实有问题;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本性使然;同时,金融危机印证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加速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但金融危机后必然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自我修正。     

论晋江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晋江经济造成很大影响.面对困境,政府和企业要有所作为.宏观上,晋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危机中蕴藏着自主创新、集约发展、重组市场结构和产业集群结构的四大机遇.微观上,是企业从技术、管理、战略定位等方面超越自我的机遇,也是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推进兼并重组、强化行业协作的机遇,更是发展新型产业的机遇.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农村村级财务管理问题研究——基于南平市的调查分析

村级财务管理不仅是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是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近几年我国各地通过实行村级财务清理、财务公开、财务"双代管"等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问题,促进了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积累了一些源头治腐的新经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但随着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取消等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客观上也需要时农村财务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探索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和措施.     

试论川陕苏维埃的金融货币

川陕苏维埃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稳定了根据地的金融,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支持革命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