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关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思想,我认为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以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划线,在其以前,主要是1925——1927年,为早期思想形成阶段;在其以后,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思想逐渐成熟阶段。本文仅就毛泽东早期关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伟大思想作些粗浅探讨。毛泽东早期关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25年“五卅”运动以前,毛泽东早就注意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一些农民问题,对农民运动开始关注;“五卅”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认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思想。     

蓝布长衫奔走调查革命思想初露萌芽——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经济落后，农民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压榨的主要对象，所以“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土豪劣绅镇压农民，便是农民起来镇压土豪劣绅，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都是重要的。尽管毛泽东的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后来党的革命实践证明．“农民运动”这个问题的提出足“这个农民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上山”思想探析

大革命失败前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相继叛变革命，全国笼罩一片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提出“上山”的思想，主张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在客观上为开辟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本文旨在探讨“上山”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上山”思想产生、…     

“大革命”称谓的来历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通常被称为“大革命”。“大革命”提法在中国何时开始使用已无法细考。毛泽东1919年8月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提到:“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可见“大革命”的提法早在     

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思想

毛泽东“农业、农村、农民”的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毛泽东“农业、农村、农民”思想，领会其基本精神，无疑对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1、农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举世皆知，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了新中国。农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农村、没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没有中国革命胜利。毛泽…     

毛泽东与广州四份报刊的历史渊源

正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非常关心和重视报刊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和建国后,毛泽东分别与广州的四份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革命时期,青年革命家毛泽东曾三下羊城进行革命活动。期间,他出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分别主编和创办《政治周报》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份报刊,在宣传革命思想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成就、揭露国民党右派勾     

浅论毛泽东“上山”思想形成的理论品格

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根基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于大革命失败到引兵井冈山时期,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通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和注重调查研究的品格。     

毛泽东与湘乡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 ,湖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影响全国。而湘乡的农民运动又是湖南最突出、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其组织之严密 ,发展之迅猛 ,斗争之坚决 ,声威之显赫 ,远非其他地区可比 ,土豪劣绅无不闻风丧胆 ,望风而逃 ;革命群众莫不扬眉吐气 ,拍手称快。对此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给予热情赞颂 ,高度评价 ,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他指出 :“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 ,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 ,这是第一等。”全体农民“都应在农会的领导之下” ,“在四个月中 ,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     

滕代远四次虎口脱险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晚,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其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许多革命机关被捣毁,大批革命同志遭杀害。长沙近郊区的土豪劣绅密切配合反动武装势力,向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积极分子进行猖狂、残酷的反扑。顿时,“宁可错杀三千,不许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充斥长沙城乡和全省各地。面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形势,省农协特派员、长沙近郊中共区委书记兼农民协     

红色政权首任“最高检察长”何叔衡

毛泽东提名何叔衡担任工农检察部长 何叔衡，1876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1年7月，与毛泽东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何叔衡公开了身份，一面担任《民报》馆长宣传革命，一面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新理念."和平崛起"是对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从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论阐述."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目标.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展现了中国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海选"、"直选"的比较与选择--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的调查分析

文章根据作者2003年寒假在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调查所获的资料,对村委会选举中所采用的“海选”、“直选”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海选”、“直选”都是现阶段村委会选举可行且有效的两种方式。但“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有发展前景,更有推广意义。“海选”与“直选”的模式选择与农村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主体素质高度相关,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作具体选择;同时,要尊重大多数村民意愿。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三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实现“三统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相对稳定的,其中在实现“三统一”的手段和目标上,必须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则。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重读《新潮》

1953年2月,我从北师大历史系调出到马列教研室当资料员.此后的一年里,我读了许多杂志,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对<新潮>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五四运动前的<新潮>比较好,在反封建专制主义方面有贡献,五四运动后的<新潮>就差劲了,宣传资产阶级学说,不拥护十月革命,不关心现实斗争,总之是向右转了.形成这种看法,大概也与<新潮>社主要创始人罗家伦、傅斯年后来的政治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