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购买中的“政社互动陷阱”: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基于四川省C市W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都离不开对"政社互动"关系的探讨,"政社互动"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而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恰为"政社互动"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以"政社互动"为切入视角,对C市W区政府购买服务过程进行解构发现,"政社"在互动过程中暗藏陷阱,即存在"异化合作""组织趋同""合作内卷""行政依附"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政社互动失灵"。由此,政社互动陷阱的生成逻辑根源在于购买服务实践的双向形塑,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当前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转变职能、鼓励和培育新型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新型方式。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引导在社会治理中的有序运作,形成社会多元治理格局。     

基层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历史理路、时代背景

基层治理现代化包含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方面内容。基层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的制度框架,基层治理能力主要是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我国基层治理改革先后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离和政社互动模式的探索,不同历史阶段的基层治理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基层稳定和国家发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变革提供了思想和技术支撑。     

治理理念的社区实践

治理理念作为对传统单一政府管理的反思,强调治理主体的多中心秩序和治理权力的多向度,强调自下而上的对话、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它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互动与协作,强调目标导向的治理理念,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必然要求。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及政企、政事、政社不分的现象与治理主义理念背道而驰。重塑政府,确定政府边界,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积极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是在社区实践中贯彻治理主义理念、构建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思路与对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我们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变化的新趋势,在党委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社会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路径研究——基于H市“治水五人组”的分析

水污染是我国着力解决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治理水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政社合作治理水污染面临着多重困境。文章构建囊括"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H市"治水五人组"实践,探究水污染治理领域政社合作的实现路径。目标一致和资源依赖推动了"治水五人组"成员形成合作意愿,而制度与培训双重供给促使合作双方具有合作能力,合作行为则表现为日常巡河、河长固定活动日、河长论坛。要实现水污染治理的政社合作,应当促进合作双方对合作目标的高度认同,赋予社会公众合作身份且提供能力培训,形成以信息技术和会议活动为载体的合作行为,并推动合作双方建立增效式合作关系。     

善治视阈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贵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为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与社会建设实践指引了方向,也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     

分离与重构:放管服改革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是国务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治理架构的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除了科学厘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深度激发市场活力外,也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和资源支持。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连接带,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中发挥着风向标之作用。充分依托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整体要求和推进路径,依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治理角色和职能内容,打造政会之间的权责清晰、合作共赢的治理关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政府治理创新应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政府治理创新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府治理创新不能是无源之水,也不能另起炉灶。政府治理创新应汲取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经验智慧,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借鉴国外行政改革领域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处理好汲取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域外经验与中国特色、区域创新与整体衔接、"体"与"用"之间的关系。     

我国社会组织改革之理论框架探讨北大核心

社会组织已成为当今中国公共管理舞台中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并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以在国家-社会宏观的分析视阈以及政社、政会的基本交互架构之中方能得以实施,选择科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框架异常关键。在修正和弥合传统自由主义和法团主义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之行政生态对国家社会乃至政社、政会分析工具进行了本土化创新,而镶嵌式自主性理论较好地将多种理论观点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方向之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形态,从而对执政党的建党、治国、理政的思路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成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关键。本文从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首先浅述了党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从经济、政治、历史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加强党建在实现政党、政府、社会有效互动中的关键作用,最后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能力三个方面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广州经验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重视治理过程的法治化、突出治理过程的联动性。广州市近年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加强政民互动、管理和服务高度相融、技术和法治化手段相结合、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等实现路径。     

我国社会组织改革之理论框架探讨

社会组织已成为当今中国公共管理舞台中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并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以在国家-社会宏观的分析视阈以及政社、政会的基本交互架构之中方能得以实施,选择科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框架异常关键。在修正和弥合传统自由主义和法团主义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之行政生态对国家社会乃至政社、政会分析工具进行了本土化创新,而镶嵌式自主性理论较好地将多种理论观点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动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培育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机制,推动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加强社区法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