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与程序设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和谐理念.为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在程序设置上应当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不起诉范围,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论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 ,国外普遍确立了刑事管辖权异议的制度 ,而我国的刑事管辖权异议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处于缺失的状态。由于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体现 ,是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 ,有助于法院裁判权的确定和实现。因此 ,我国应当确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的确立 ,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上规范 ,形成一套独立的裁判体系 ,当然我们对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障碍和配套措施的建立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论“以人为本”与我国刑事法治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保护的勃兴,刑事法治越来越受到重视.刑事法治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实现,其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标志为罪刑法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我国正在推进刑事法治建设,以"以人为本"的标准来看,我国刑事法治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是我国走向刑事法治道路的理性选择.     

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思考

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是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主要立法例.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侦查监督作了相应的规定,特别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加强化了刑事审判监督的措施,为检察机关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提供了立法支持.面对人民群众对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检察机关要理性面对制约刑事审判监督的困境,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努力维护司法公正.     

酌定情节法定化的理据与路径

酌定情节作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内容,其法定化的基本法理依据是:绝对理性的幻灭与自由裁量的无可规避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导向。其法定化的现实依据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司法现状的考察,对我国刑法学界重定罪轻量刑、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错误导向的纠正,以及对域外立法成功经验的借鉴。酌定情节在刑事立法上的路径抉择为:刑法总则在规定量刑的基本原则时尽可能详尽地标举出量刑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以立法的形式标举出现实中较为常见、司法实践和理论总结较为成熟、含义相对确定的酌定情节。     

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之比较及其现实启示

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在模式、证据种类、证据的收集和披露、证据的采纳和评价、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但其基本内涵对我国改进完善刑事证据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鉴价值。我国可在刑事证据立法的方向上借鉴国际刑事证据规则,即确立在证据采纳和评价上的自由原则和证据收集、出示和质证上的对抗式模式,具体制度上可借鉴证据种类、书面证言的采纳规则、证人保护措施等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涉案物品扣押制度

刑事扣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其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对人身权利关注较多而忽视了财产权利,造成扣押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侦查机关滥用扣押权侵害当事人财产权的案例屡见不鲜。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的刑事扣押制度进行了讨论。从刑事扣押的概念和内容入手,在借鉴英美德日四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刑事扣押的立法现状,分析了我国刑事扣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从立法技术和程序制度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事立法制度改革探讨

作为对“严打”的理性反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为契机，重塑我国的刑事立法制度，以期发挥我国刑事法制的最大制度理性。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考量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检察监督

刑事检察监督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现行立法及实践中出现的刑事检察监督中的不和谐因素,制约了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刑事检察监督权,既是刑事检察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司法效能的关键。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刑事侦查权问题研究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公权力，它的立法及适用完善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刑事法治要求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现代侦查权，然而我国的侦查权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刑事侦查权的重塑应在厘清诸如侦查权的定义、侦查权的特征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强化侦查法治主义理念，确立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路径分析

我国现阶段,民族地区刑法变通存在如下问题:刑法变通在立法阶段存在缺失,刑法变通在适用阶段较为混乱,刑法变通的程序性有待加强。刑法变通主要存在立法变通、刑事政策指导下的法律适用变通以及通过刑事和解等程序制度的构建进行变通三种路径,三种路径各有利弊。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刑法变通路径,就应当认识到三条路径各自的特点,充分利用其优势,完善其不足,宏观布局,长期投入,真正将刑法变通路径建设成为一条规范性、长远性的法制化道路。     

“亲亲相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亲亲相隐"作为以人伦亲情为纽带的传统法律制度,对尊重人性与实现正义,以及保护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予以体现。本文在介绍"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分析了"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缺失的成因,论证了如何重新构建亲亲相隐制度,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与司法。     

关于罪名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本文结合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际情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罪名的概念、功能、分类、立法模式、层次以及罪名的结构等6大问题,并就我国刑事法律中罪名的立法模式及种类选择提出了建议。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维度思考

现阶段,刑法学界诸多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多主张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领域。其实将这种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及运用价值,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仍具有理论魅力。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既有关于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规则,也包括证据运用的具体性规定.刑事证据规则是刑法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是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的有利武器;是体现一国法制进步的状况.应加强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为刑事证据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促进法治创造条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在适用刑罚时要根据实际需要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审时、宽严有度。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点及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对未成年犯科刑时应当体现出轻缓、宽容的一面，对较为严厉且不能实现刑罚目的的无期徒刑、财产刑及资格刑的适用应当作出相应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