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以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农村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

农村治理创新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迫切要求,农村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因此,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基层党组织的创为先导.探索基层党组织创新的路径,既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重点分析庙坝镇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工作和工作方法两方面的创新路径.     

以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农村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

农村治理创新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迫切要求,农村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因此,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基层党组织的创为先导。探索基层党组织创新的路径,既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重点分析庙坝镇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工作和工作方法两方面的创新路径。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制度破题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以高校为例

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任务愈加繁重。作为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高校正在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之路。近年来高校以党建引领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也出现了一些阻碍高校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向纵深的瓶颈问题。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应充分认识以党建引领融入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注重以制度为抓手,精准聚焦治理难题,建立社会治理协同育人机制,以党建责任制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河南省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新探索——以新郑、三门峡为例

本文以新郑、三门峡为例,梳理、总结了各地社会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河南省社会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进一步提高和加强社会治理工作提出建议和措施,以期对未来河南省社会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首都治理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是推进新时代首都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接诉即办制度的构建与实施是以基层服务精细化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水平,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贯彻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和使命担当。     

新型政党制度的基层治理实践——以万州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利用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全新政党政治模式，作为我国伟大的政治创造，在国家运行的结构关系中体现了独特政治逻辑和治理优势。用新型政党制度之箭射基层治理之矢，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性。万州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全面探索，用基层党建引领和服务基层治理、以基层治理促进基层党建良性循环，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在多元主体参与下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论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内在逻辑——以检察政策为切入点

以检察权能范围、活动方式和裁量标准为视角考察检察政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可以发现,检察政策通过对检察权进行整合来发挥特定功能,而这种功能以国家治理目标为指向,因此,检察政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过程以功能导向为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政策对检察权的整合以及非司法化工作策略和法治化理想图景存在一定的逻辑背离。检察政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体现着国家治理法治化的一种内在逻辑,即功能导向的价值评价。检察政策与法治的逻辑背离凸显了这种内在逻辑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提出另一种思维进路对这种功能导向的价值评价加以反思和修正,即规范导向的价值评价。     

以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几点思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通过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机制、提高村民素质能力、推动农村产业提档升级、提升乡村干部能力水平等措施，构建以党建为核心、以治理为目的的“党建治理工作矩阵”，进一步优化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不断推动提高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路子——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内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公众诉求日趋多元,社会管理难度加大,创新基层社区治理尤为迫切。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为例,探讨如何从管理主体和内容、管理方法、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机制等方面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党政统合下基层协同治理研究——以四川省N县的脱贫振兴为例

党政统合是一种以基层问题为导向,以层级动员为动力,通过纵向与横向两种方式的运行来进行统领、整合的制度合力,是以党委与政府为组织核心,通过将企业、社会组织、基层民众统合到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动态良性运转的基层治理体系。党政统合具体表现为一种组织、协调、整合、指导、监督的能力,是维系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活力的保障,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核心动力,也是最终实现"善治"目标的基础与保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唯有充分发挥党政统合的基层治理优势,优化企业在基层治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注重多元社会组织培育,推进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完善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才能够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从而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以基层自治增进群众福祉——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为例

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是基层民主的最主要实现形式,也是当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抓手。近年来,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扩大群众参与;以党建为纽带,不断强化自治与共治互动;以党建为保障,不断深化政社合作,初步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公共治理机制,有效提升了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研究--以海阳市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海阳市以联系群众大走访、千名干部“双报到”下沉一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为契机,全面优化升级社区网格,配齐配强网格工作队伍,创新服务机制,强化服务实效,切实掌握基础信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有效提高了群众满意度和社区治理水平。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对策——以青岛为例

一、青岛市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的主要做法(一)建立健全理事会,完善法人治理决策监督机制。试点医院组建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决策监督机构。理事会由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单位、医院、服务对象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为便于更好的履行职责,理事会下设医疗服务、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专业委员会。1、理事会的主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