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改革与乡村组织建设

<正>农村公共服务改革,应重视乡村组织的作用,重建乡村组织的服务职能,培育多元农村社会组织,创新乡村组织的治理模式,并与乡村组织建设有效衔接,促进乡村发展振兴。一、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服务缺失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供给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其中政府起着掌舵的作用,引导农村公共服务改革方向,制定农村公共服务具体政策并监督其实施效果,     

乡村振兴视角下革命老区发展路径探析:“红色引领与绿色发展”

地处浙东革命根据地的绍兴市平水镇,在探索经济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形成了"红色引领与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该模式以党建为基础,以基层党组织为支撑,在领导干部带头下,以红色资源为动力推动绿色发展。"红色引领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模式使得农村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同时发展了生态旅游,"红+绿"发展模式开花结硕果。革命老区应充分发挥"红色引领与绿色发展"的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抓基层党建创新力,以绿色发展振兴乡村,以红色引领美好生活。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乡村治理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区-乡(村)-组"结构(1950-1953年)、"区-乡镇-组"结构(1954-1958年)、"人民公社制"结构(1958-1982年)和"乡政村治"结构(1983年-现今)四个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启示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结构不仅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且构建的乡村治理结构还应该是多元互动的,如此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善治。     

“五治融合”：变“枫桥经验”为“行唐模式”

正乡村治,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行唐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以构建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全面融合的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多元共治、固本强基的"行唐模式"。     

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沟通——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为例

有效沟通是乡村善治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指标。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催生了乡村治理的再次变革,村民议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一种新开端。从实际运行来看,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村民议事会事实上成为农民利益的实际代理人,成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矫正者,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者。为了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必须保障主体权益,明确村民议事会的法律地位,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疏通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村民各种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建构健全的网络体系;完善沟通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掌舵"和农民"划桨"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社会治理价值导向研究

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价值导向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由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均富平等"、改革开放初期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建立市场化农村社会"、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以人为本"、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人民至上"等六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社会治理价值体系。"自由解放"是革命发展的需要,"均富平等"是对革命理想的践行,"共同富裕"源于农民对"致富"的追求,"建立市场化农村社会"是对"共同富裕"的具象化,"以人为本"是对"市场化社会"的理性回归,"人民至上"是对"以人为本"的发展与升华。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分利秩序挑战与治理路径

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既面临着"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战略"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乡村社会中"分利秩序"这一"旧秩序"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政策执行偏差与路径依赖有着内在的关联,进入政策执行阶段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依然面临着以往"项目下乡"中所形成的分利秩序的惯性冲击与阻滞。分利秩序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生成与"制度-行动者"的互动密切相关。破解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分利秩序,需要在乡村振兴中统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通过专项治理和制度建设的协调、公民参与与社会建设的协同,营造出乡村振兴所需的新政治社会生态,从而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

<正>实现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从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不断提高基层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农村有效治理,建构农村社会发展新秩序,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解决农村社会矛盾

农村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管理需要重点解决的社会矛盾是:农民增收困难,负担反弹;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益被侵害,利益受损;农村环境恶化,乡村社会治理不到位。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包括: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维护农民的权益;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加强乡村治理,发展农村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其内在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农村治理模式演进的关键变量,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村治理模式改革,重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了以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模式。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向基层延伸和精准扶贫攻坚为中心,农村治理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土化人才危机"与乡村基层治理困境——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村治状况、问题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指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走入困境,是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机"所致,并初步解析了乡村人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乡村人才成长制度、村干部选任制度、乡村利益分配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从而提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政治)重构的内容,推进基层民主并没能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中日逾凸现的矛盾和难题.目前农村社会的改革问题实质上是乡村基层的社会重构问题.化解农村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有序重构乡村社会组织以实现与国家重构的良性互动,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集体经济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回顾及启示

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成效受特定历史条件、政策导向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回顾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对于新时期农村党组织村治转型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应是合作治理,以实现农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可以从改革乡镇政权组织,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和完善村民自治这三个核心维度来思考和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三个统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透视——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经验研究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必然选择。基于第六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实践样态透视与经验研究表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主要呈现三个关系型特点:一是党建引领发展与治理相统一的结构性整合,旨在以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治理根基;二是党建引领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体系化建构,旨在以体制机制的创新走好乡村善治之路;三是党建引领主导与主体相统一的共同体治理,旨在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研究 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落实,对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文章选取边疆民族地区耿马自治县及M村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文本内容为分析对象,运用R软件进行关键词提取、绘制聚类图谱,采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词频统计和词云制作。结果显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的主题包括:新农村建设、“三农”工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社会发展等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总结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模式的基本架构。最后,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以政策协同、项目协同、服务协同为分析框架,以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为着力点,实现生态共治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探索与思考--以都江堰石花社区成立法人+自然人的“两合”公司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认识集体经济组织在新型城乡治理形态架构中的定位,理清新型城乡治理形态架构中的关系,对于优化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农村改革有重要作用。都江堰市向峨乡石花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是法人+自然人构成的"两合"公司,为其它地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形式提供了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