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犯罪未遂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犯罪未遂概念，都体现了特定的刑事政策因素。在对犯罪未遂的处罚上，经历了从结果责任到责任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这个过程体现了国家在刑事政策上的考虑。国家根据维护法的秩序和实现正义的要求，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的法感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未遂纳入法的否定性评价范围并设置相应的刑罚，但同时又在处罚上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维护秩序、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新中国政府职能转换的历史回顾与法学反思

新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经历了从政治职能与公共职能并重,到以政治职能为重心、再到偏重经济职能、然后到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法学反思,可以获得深刻启示。政府理念偏差、政府角色错位、政府法制落后等是新中国政府职能失范的重要原因。当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必须更新政府理念、实现政府角色归位、加强政府法制建设。     

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两次转变研究

从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个性发展出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理性主义国家观层面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最初显现、到人的类本质全面复归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再到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这一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抽象到科学的两次转变过程。这两次转变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一致的,这样的转变也凸显了马克思哲学内含的伦理意蕴。     

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录用

政治录用是政治系统为了填充体系中的政治角色对社会成员或组织进行的选择与诱导。它主要包括两种政治角色的录用，一种是公民角色的录用；一种是精英角色的录用。政治录用的标准在形式上分为政治标准与专业标准两个类型，二者相互矛盾又缺一不可。对于国家政权来说，政治录用具有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提升公民政治素质、社会价值导向和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的功能，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延续的必要条件。     

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与儿童保护制度——从“自由放任”到“回归家庭”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伴随了政府从自由放任到积极干预,再到尊重家庭权利的角色转变,是国家干预主义下的一种理性回归,也是儿童福利由残补性政策逐步向预防性政策过渡的一种体现。在这一变革推动下,美国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确立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理念,在保护弱势儿童及维持与完善问题家庭功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经验与理念也对我国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角色理论视野下农村文化生活重构中的政府担当

角色理论是从角色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活动的理论。政府在农村文化生活构建中充当着政策制定者、资金投入者、文化活动组织者的角色。农村文化生活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政府有不同的角色期待，产生了角色冲突．农村文化生活构建中问题频现。政府必须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由政策的制定者转变为政策实施的监督者，由资金提供者转变为融资推动者，由文化生活的前台主导者转变为幕后引导者，最终实现角色的转变，以满足各方的期待。     

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分析: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2011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因受到行动者价值理念的影响、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医养模式的融合而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显示出发展养老服务市场的政策红利。然而,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过程逐渐衍生出各地区服务发展水平不均、结构失衡以及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文章以政策网络理论为指导,从共识、治理以及资源的视角构建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网络模型,以此为分析工具,从推进信息化改革、放管服改革以及供给侧改革等路径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发展的举措。     

简论政府社会福利角色及政策的转变

简论政府社会福利角色及政策的转变陈树强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办”，标志着我国政府社会福利角色及政策的重大转变。本文试就这一转变的含义、原因、影响及有待完善的地方加以探讨。一“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提法是有特殊含义的。１９８８年，民政部部长崔乃...     

危机与变革:英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历史变迁

金融危机推动了金融监管体系变革,英国银行监管体系经历了从非正式监管到法定监管的过程。中央银行在银行监管中的角色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变革将让英格兰银行在银行监管和危机管理中发挥更大的角色。     

福利国家模式、职业结构与不平等原因

福特主义工业社会向后福特主义服务经济的转变，赋予各类福利国家诸多新特征。从职业分层来看，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大量专业岗位的创造及其对熟练技能的需求，使得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推动阶层流动的决定力量。从收入分布来看，全球化、去管制化、去工业化与老龄化、经济服务化、城市化的叠加，使得福利国家模式普遍呈现出收入极化或不平等，中产衰退的迹象也比较明显。效率公平权衡的努力，进一步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鉴于高度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产业均衡发展，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协调，构成稳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吻合、变异、离叛——晚清绅士与国家权力的演变初探

晚清时期，绅士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由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外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体制内的权力实体，绅权的扩张使绅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异，由最初的紧密合作、互为支持的良性状态逐渐转变为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晚清国家权力与地方绅士之间的权力涨落，折射了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     

黑龙江省宗教工作法治化历程述略

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省宗教工作法治化主要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奠基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丰富阶段,实现了从主要依靠政策主导向依法管理的转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论我国劳动就业政策模式的转换及其实现条件

当前我国劳动就业改革模式正经历着由“国家责任型”向“市场责任型”转换的进程中，针对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必须转变社会价值观，健全切实的利益保障机制，改革国家政策制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体系。     

以督促治：乡镇政府运作的一种新机制——基于H市A镇治理实践创新的分析

随着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送资源的力度，乡镇治权经历了从被动弱化向无序扩张的内在转变，对权力进行监督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当前乡村治理场域逐步建立起以层级分布和条块互动为基本特征的乡村监督体系，构成了乡镇政府推动中心工作的新机制，并逐渐建构成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基础性逻辑。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是当前乡镇政府运作的创新治理机制，一方面具有治理模式转化、政策层级统筹、政策落实考核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纪检监察组织在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其能够借助问责机制介入治理过程之中，实现对乡镇治权的自我约束。作为反向激励形式，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有着深刻的制度基础，其有效运行依赖于控制权结构的内在调整、治理资源的项目化运作以及数目字管理的普遍运用，是影响乡镇政府行为的另一重面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社会政策的行动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清晰,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行动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来看,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转变而来。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社会建设与公共服务,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需要从政策视角予以审视,通过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福祉、优化利益分配,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大学生村官要实现“三个转变”

许多大学生任村官前，工作经验几乎为零，思想不太成熟，习惯被人呵护。所以当好村官需要实现“三个转变”。实现学生角色的转变。在学生时代，总是社会关爱的对象，比如车票可优惠，做错事容易被原谅……成为村官后，就是一名社会工作者，角色从受保护者变成竞争者，没人再把你当学生，只有干得更好，才可能被社会、组织和村民认可。     

免费师范生角色认同研究

免费师范生角色认同度不高，职业满意度、幸福感不强，直接影响到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要充分发挥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优势导向，构建师范生培养方案的实践导向，实施师德养成教育。同时，强化就业政策的激励导向，培育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赋予中小学教师职业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和社会地位，使免费师范生从“感性认同”到“理性认同”再到“内化认同”，实现从“认同感”到“满意感”再到“幸福感”的个人精神层面的升华。     

角色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议程

近十余年来,角色理论出现系统性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重要增长点。角色概念起源于舞台剧,后进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外交政策分析。冷战后,角色理论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符号互动主义的转向,逐步形成以角色为内核,以角色观念、角色预期、角色扮演为主要概念,以角色变化与社会化、角色冲突与战略决策、角色调整与体系演变等为主要议程,跨越安全研究、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国际秩序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复合理论体系。角色理论的大发展得益于它将行为体—结构的有效关联与互动置于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体系研究的核心。借助戏剧化隐喻,角色理论探究国际国内情境是如何塑造国家角色观念、进而影响外交政策的,以及国家角色观念、国际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是如何在互动实践中相互塑造和演变的。角色理论兼容物质与观念因素,聚焦特定情境和社会过程中的互动,进行跨层次和跨维度分析,为理解不确定世界中复杂多元的国际进程提供了有力工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叙事有望成为未来该理论的重要增长高地。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两个大转型,这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只能有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综合来看,中国农民在抗御社会风险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中国建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施社会政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