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还是法治——试析对韩非政治思想的分歧性评价

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前期法家的思想成果,创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政治理论。但韩非思想究竟主张人治还是法治,后世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法治论派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人治论派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评价分歧的根源在于韩非思想自身的矛盾性,韩非在建构法治主张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陷入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构性冲突,既以工具理性批判儒家理想化的政治观,反过来又用过于理想的态度看待法治建设中君主的作用。因此,将韩非简单定性为法治的倡导者或独裁的鼓吹者都有失偏颇。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韩非治安思想的现实意义

战国时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关于治安问题独到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韩非的治安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治安工作具有积极的警示作用。     

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     

韩非无神论法学观述评

韩非对鬼神观念持否定的态度,这一认识深刻影响了他的法学观.一方面,无神论的法学观激发了韩非法治思想的理性之光,主要表现在治国之道、立法基础与司法实践三个方面.另一方面,无神论的法学观也扭曲了韩非对法的基本认识,促进了极端君主主义与重刑思想的形成.分析韩非无神论的法学观,不仅具有历史考证的认识功能,也具有现实的反思与借鉴意义.     

法家法律思想概说及其现代启示

法家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大家,其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是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法家思想包括了政治法律等治国思想,对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有着可以现代转换的启示价值.法家的法律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功能、运行机制及价值目标,对待这传统法律资源我们应认真审视,对其中的合理要素予以继承,消极要素予以摒弃.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韩非德论浅议

世人皆以韩非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此论不谬。然多以片面观之,以为其惟法为务,摈绝道德,事实上却不尽如此。韩非秉承法家重法之传统,同时也力言道德并以之为法治之指归,只是其所谓道德与儒者所宗者不尽相同。要之,韩非在宣扬法治的同时重新规范道德内容并以之为社会整治的最终归宿。     

“德治”、“法治”摭议

在治国方略上,法学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人治,现代社会讲法治,就应当抑儒扬法,才能以资镜鉴,实现以法治国、依法行政;伦理学界则有人从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这一点出发,得出中国政治是以儒家德治观为核心的德治主义,他们强调以德治国、...     

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说明法对于人,就像度量衡对于物,是唯一的标准,并最早指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管子·七法》)的原则。其后,战国时的商鞅、韩非子等人对“法治”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实践,使得“法治”理论,也即是古代的“依法治国”理论逐步系统化。商鞅就明确提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对任何人都“不为损刑”,“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后来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     

论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局限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对西方的法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法治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中存在着城邦及历史、人治窠臼、实现善良道德政治的困惑等几个方面的局限。本文试图对亚氏的法治思想的局限作一客观分析,以期对人们研究亚氏的法治思想提供一些启示。     

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

一、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的提出。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论,关于它们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为国以礼”的思想和以法家为代表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从理论上讲,这种“重法”思想和现在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概念,但它毕竟有法治概念的萌芽存在。     

韩非的刑名学说及其社会功能

韩非把名辩学与法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使名辩学成为他建立和论证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工具。韩非的名辩学思想亦称为刑名学说,主要包括他的"综核名实"的刑名思想和矛盾学说。刑名思想的功能主要是从法治意义上明贵贱、定职分;矛盾学说的意义不仅提出了两个反对关系的命题不能同真,而且丰富了中国名辩学的类推内容,体现了韩非矛盾学说的论证功能。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提出的治国基本方略,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发掘。邓小平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摒弃人治,实行法治,解决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决好公民权利与法治的关系。     

法家法治思想辨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以法治国＂。历代的很多政治改革家也为实施以及发展法家的法治思想付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为实施国家法制变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否认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本文首先论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体系,继而分析了其优劣势,最后本文结合当今现实阐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早期法家和法家思想新探

中国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法治＂思想和出现了法家人物,但学术界主流观点把管仲当作法家的先驱,对法家子产不用法家称谓,对另一法家范宣子则只是作为孔子法制思想的陪衬。本文认为,管仲不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先驱,早期法家是子产、邓析和范宣子。子产是第一个法家政治家,范宣子是第一个法家思想家,邓析是第一个私身法家（律师）。     

浅谈邓小平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系统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内涵和意义。认真探寻邓小平关于依法治国的思想和观点,无疑对我们理解和学习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概括起来,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力陈人治之危害,大树法律之权威。邓小平多次明确反对夸大人治的作用,反对把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人治之上,从为这是十分危险的。1980     

人治、法治和仁治的关系——基于孔子的政治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人治、法治和仁治是三个重要而又有区别的概念。虽然在形式上,它们都属于思想核心的"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外化,但是在逻辑上,三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人治与法治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人治寓于法治之中;另一方面,人治、法治都只是实现大同社会的仁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仁治是法治和人治的最终归宿。     

法治,知易行难

法治,最近又开始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了。它这是第几次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30余年来,在打破人治、厉行法治方面,我们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不仅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会摸着石头不走。对我国来说,走上法治轨道为什么就那么难呢?陋见以为,原因主要还是在人的主观方面,而非外部客观环境之故。就外部条件而言,我国完全俱备全面实施法治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人口素质条件。人口识字率的快速上升,以及伴随而来的人口素     

建设法治政府的行为思考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实现由人治向法治根本转变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行为价值观是哲学世界观的动态表现,他对人的行为及其规律的研究应成为我们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