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元年儒学考试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再谈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的儒学对策兼答张进（晋文）教授

笔者在以前的董仲舒研究中认为。他没有参加元光元年的五经博士对策，《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笔者最新研究认为：元光元年对策的第一名是公孙弘，他的考卷与该年的考试大纲基本相同，也与他的当官履历相符，传统至今把公孙弘的考试时间说成是元光五年,不妥。董仲舒的考卷与该年的考试大纲无一相符；所有对策在时间上都迟于元光元年。尤其严安的上书和他自己的《限民名田疏》等都证明三策不是同一时间的作品；策问从内容或内容与对策的比对上看，三个策问：不都是考卷，不都是儒学考卷，也不是同一时间的考卷，更不是元光元年的考卷。因此，再次证明：董仲舒没有参加元光元年的儒学考试，《天人三策》确是伪作，由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与此相关的说法，都子虚乌有。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欠妥.董氏公羊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神学政治论,既是武帝时期弊政的思想根源、也是西汉覆亡的的思想根源,而西汉"宣、元中兴"恰好是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明代历史定位问题新探

传统至今 ,史学界都把明朝当作一个统一王朝 ,即统一了中国的王朝 ,如“元———明———清”说 ,这种做法欠妥。其实 ,明朝只是统一了汉族和多少数民族 ,但并未真正统一中国。因为明朝的前政权———元并未被真正消灭 ,北元及蒙古诸部与明以长城为界 ,一直处于对峙之势 ,形成了事实上的南北朝。而史学界关于 13 68年“元朝灭亡”、13 87年“中国再度统一”等说法 ,都根据不足。明朝的真正历史地位 ,应定为“元季南北朝”的南朝之大明。     

关于信仰基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

在加强共产主义信仰研究的同时,理论界正在对信仰进行基础研究,这种做法应当肯定。本文从对信仰进行基础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此做了一些新探索:重新考察了信仰定义、信仰的分类,并主张建立信仰学,希望通过信仰学的探索推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研究。     

方朝晖教授“三纲”本义说新辨

传统认为，“三纲”内涵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绝对服从”。对此，方朝晖撰文提出了质疑，后来李存山对方先生的质疑进行了批评，方先生也对李先生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二说相持不下。本文认为，李存山的看法总体上是有道理的，方朝晖的新说难于成立。因为方先生对董仲舒对“三纲”的论证解读不科学，同时对《白虎通》的“三纲”是另一独立的“三纲”也认识不足。     

关于南京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调研报告

把南京建设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是实现南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该报告总结了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南京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不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梯”,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举孝廉”,《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孔子的家庭出身问题新探

长期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这是不妥的。孔子的家庭出身三代以上都是士,如果确定家庭出身原则上只上溯三代,那么孔子的家庭出身就并非“没落”;士在春秋以前属平民,所以孔子的家庭出身也不是“贵族”。孔子的家庭出身虽是士,但他是在农的家庭中长大,所以孔子的家庭出身又具有二重性。孔子的家庭出身是士,本人成分也是士,但二者有质的区别:其父的士是武士,孔子的士是儒士,儒士头衔是孔子自己努力得来的。     

《史记》的“成书、学术罪案与主要特点”新探——兼同南师大张进（晋文）先生商榷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的产物，《史记》“缪于经”、是“谤书”，等。对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能写出《史记》。与史官世家、正确的史观、深厚的学问功底、丰富的实践阅历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史记》没有“缪于经”，更不是“谤书。”这些评价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史记》首先是吏学著作，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作为史学著作，有其独特的特点与优点。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

笔者提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目的伪作”说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此问题关系重大。应当深入探讨。笔者最新研究表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第一名确是公孙弘，董仲舒没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无内在联系。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前两策是无名氏的“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但是其晚年答汉武帝的诏对，所以《天人三策》是班目的伪作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