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省主体

《物权法》明确了村内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由于近半数农村集体土地没有进行权利登记,应当在土地登记簿推定规则之外,确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省主体,在无法证明农村集体土地归属场合,推定其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可供选择的制度资源中,村农民集体最适宜被依法确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省主体。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检讨及物权法上的制度重构——对《物权法(草案)》相关条款的评析

我国法律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属规定不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全,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弊端,因而要改革、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赋予集体土地以一个明确的所有权主体。我国未来的物权法应当在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构建农地使用权制度。     

关于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探讨

本文着重分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一方面,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面对国家公权力干涉时表现出相当的弱性,另一方面,该权利在性质、主体、权能等方面的模糊性也容易为某些利益团体所利用,从而损害农民利益。本文指出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成本最小的手段。     

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探析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一部分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浅谈集体土地所有权缺陷问题

物权法的颁布,确立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物权属性。但现有土地制度的安排,仍有不甚合理之处。本文旨在结合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情况,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并对其完善提出建议。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的思考

关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上严重滞后的现象,其结果一是将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仅限于城市国有土地,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实践从立法上封闭起来;二是由于立法上的封闭,使得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失去实践的机会,引发大量纠纷的产生。应具体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现行立法规定,理顺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国家带有强制性地征用集体土地，其补偿费不等于土地价格，这是国家对集体利益的侵占，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者法律地位不明、所有权权能未得到尊重的表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建立在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地位尊重之上，平等有偿地确保交易公平。同时，通过立法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权力机构、管理机构、监督机构，并加强对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宅基地等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规范。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非法转让现状及处理

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制度,不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土地使用权为满足各种经济需求,以各种形式在市场中流转,并日益活跃,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交易行为处于效力不稳定状态之下,引发大量纠纷的产生。具体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非法转让的客观现状及类型,结合实际提出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纠纷案件的处理原则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纠纷合同效力的认定和处理原则,是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本期内容导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历来是农民维持生计的基础，土地制度也就成为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它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效应，集体土地所有权还存在着种种弊端，直接影响了土地所有权功能的发挥。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0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历来是农民维持生计的基础，土地制度也就成为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它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效应，集体土地所有权还存在着种种弊端，直接影响了土地所有权功能的发挥。本文在分析和研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主体类型及其选择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权利主体，并提出“从所有制层面上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确定为村农民集体；从所有权层面上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确定为村经济合作社”的基本观点。最後从宪法和物权法两个不同层次提出可供参考的立法建议，作为全文的归纳和总结。     

机制创新与农村加快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快、变化大，但也困难重重，问题较多，既有表面的，也有深层次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中国农村发展更是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瓶颈问题。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农村病”较重的国家，主要是由于建国后非均衡、割裂型的发展战略引起的，具有深刻的历史成因和特殊性。当下“三农”问题困境的显现，其实质就是农村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所致。因此，从机制创新入手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将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推进的必然趋势,它缩小了城乡差距,带动了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理性对待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环境治理,树立农村环保法治理念,考察农村环境法律保护之现状,深入分析农村环境法律保护的问题之所在,从而探究切合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即本文意旨之所在。     

整建制工业安置水库农村移民的实践——河南省“义马市狂口社区”调研

在我国现阶段城镇化水平和农村移民综合素质较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下,整建制工业安置农村移民在有条件地区是可行的,但也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和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非农业安置水库农村移民仍是移民发展致富的重要选择。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农村人口变迁对农业家庭经营的影响与法律对策

作为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变迁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心理素质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村人口的变迁呈现出独特的趋势。农村人口各个方面的变迁会对农业家庭经营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农村人口变迁的趋势及其影响,着力调整计划生育、农村就业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确保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获得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探究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机制,对推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构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新思路。即构建以需求为主导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健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决策机制,强化财政和监管制度。     

论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对立与融合

农村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并存反映了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对立关系,其对立性集中地表现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上。这种对立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消失,城乡社会保障最终要走向一体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城镇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同其他二元结构一样,双方应当存在必要的变换,交换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融合发展道路。     

中国"反贫困"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制度障碍分析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反贫困"进程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农村低保的试点工作,但各地农村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巾遇到了诸多障碍,很多地区的农村低保工作都处于基本停滞状态.我国各地地方政府应拓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来源渠道,科学划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合理选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对象,不断完善本地区的相关制度,推进农村低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巴西乡村发展政策法规特征研究

巴西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巴西在乡村发展方面所制定的政策和法规,为巴西乡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指引和规范作用。我国的乡村发展模式与巴西有所不同,我国在乡村发展法制建设方面应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土地兼并问题,应通过集约化经营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来保证我国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论熟人社会的人情

人情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重要功能。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原子化程度高的中部农村,人情异化最为迅速。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