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政府流程再造的理论探讨及其实践路径

流程再造理论最初用于改善企业管理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基本理念与方法不断被用于当今以"政府再造"为核心特征的政府行政改革之中,形成了政府流程再造(GPR)理论,并从政府理念、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对传统官僚制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行政体制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流程再造应遵循ESIA(即清除、简化、整合、自动化)的原则,选择一条"观念再造-职能重塑-结构重组-流程重建"的路径.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看公共行政的精神演变

从传统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再到后官僚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转变.权力分布从官僚主导到势力均衡再到社会主导,体现了行政体系公共性的增强;从倚重权术到尊重规则再到多种治理方式的并重,体现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引申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加强民主化与理性化并重;既要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浅谈官僚人格再造

近代社会官僚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官僚制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官僚制对行政人员人格的摧残,造就了“训练的无能,目的和手段的混淆,非人格化的严重导向,产生了官”僚制的异化现象,行政人员的人格严重扭曲,从而导致了行政低效。重塑行政人员的人格将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解除官僚制弊端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这需要行政人员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设置突出行政人员的“公共人”特性以及加强对行政人员灵活性理念的灌输;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人员要科学定位行为的目的性和树立个人伦理的自主性,内外结合,以实现行政人员人格的重塑和公共行政的有效实现。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浅谈官僚制不可彻底摒弃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扭转了现代社会的命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技术手段的时代性进步,人们对行政管理要快捷且精确地完成任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官僚制的一些缺陷逐渐被显露出来。人们对官僚制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学者相继抨击了官僚制属于低绩效、僵化且非人格化的病态体制,他们列举了种种官僚制的弊端,提倡人们彻底地摒弃官僚制,但他们又没有提出可以超越官僚制的替代物。因而,相关官僚制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主导性思潮,并且对于官僚制是否能够彻底摒弃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复合型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一个官僚制的分析视角

官僚制的发展和变革与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传统中国官僚制不但缺乏民主性和公共性,而且理性化不足,这构成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起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象征性起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也是如此。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已经逐渐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行政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超越单一治理模式的简单认知,探索一种建立在理性治理和民主治理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复合型治理模式。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行政效率问题反思

现实中,很多学者认为官僚制是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本文研究指出,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是韦伯官僚制中的一个前提,其目的是构建行政人员自身的道德约束。这种自律机制和法律理性是构成理想的官僚制的双翼。故解决官僚制中的行政效率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加强自律和他律,即一方面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律和理性设计的完善以及问责和公众参与,只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监督官僚行为,才能构建高效的政府。     

苏联官僚制对社会和谐的销蚀

苏联的行政体系中存在着不合理的官僚体制,它对苏联解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分析西方官僚制为起点,历史地考察了苏联官僚制的特点和运行状况,揭示这些不合理因素对民主与法制的破坏,最终指出社会和谐的状态在苏联缺失的因素。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效率悖论的一种解读——兼评新公共管理运动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行政改革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