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检察机关实施《律师法》的情况和问题

律师法实施过程中,在律师会见、调查取证和阅卷中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保障律师权利、调整工作方式、强化律师执业监督、加强能力建设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再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写在新《律师法》施行一周年之际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2007年的新<律师法>虽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地位与作用,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仍存在一些立法缺陷及实践困局.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工作的积极性,执业风险过大已成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最大心理担忧.因此,切实地改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加大立法制度重构,应成为破解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困局的应有之义.     

法治化进程中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较旧律师法而言,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执业权利方面有诸多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但仍然存在如何保障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等诸多问题。应从大处着眼,不断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以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中国律师法的演进及其未来

《律师法》在当前社会中遭到种种批评，这种批评观点与中国律师法的当前格局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中国律师法当前格局又是中国律师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对中国律师法立法格局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和描述，以此为基础分析其中律师业与国家关系的演进及其理念，这将为理清当前律师法立法格局的理想发展方向奠定重要基础。     

新律师法视野下提升律师协会作用的思考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律师法。新律师法的修改出现了诸多亮点,从立法层面上解决了困扰律师执业的诸多问题,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为进一步推进律师工作建设,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完善律师管理体制,提高律师工作水平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同时明确了律师协会的职责,为发挥律师协会的自律作用提出了时代性要求。     

律师制度深化改革与《律师法》修订之衔接

律师制度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相比,还没有完全进入深水区,在整体制度架构上亟待顶层设计。按照我国的立法惯例,一般是先政策——后实践——再立法,党的十八以来有关律师制度改革方面的文件密集出台,为接下来的深化改革确立了目标和方向。在这些改革措施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将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提升到法律层面予以固定,律师法的修订应该提上日程。     

论律师执业豁免权

律师执业豁免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的权利,可以保障当事人的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律师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也有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享有庭审言论豁免权,意义十分重大,应该完善相关立法,扩大律师执业豁免权的内容,并强化律师管理、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防止律师滥用执业豁免权。     

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及对策

新<律师法>对会见制度作出了改革,但是新<律师法>的实施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会见难这一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律师诉讼地位低下,会见权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救济,我国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的设计存在缺陷.因此,为了把会见制度贯彻到司法实践中,必须从立法上明确律师的诉讼地位,建立相应的律师会见权救济制度,以及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独立出来,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律师的会见权.     

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侦查理念创新的思路

新修订的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作出了全新的规定，这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办案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为有效应对新律师法实施所带来的各种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应顺应形势，理清思路，推动侦查理念的创新。     

从新《律师法》的实施看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的发展

新律师法的实施，强化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一些既有的权利，也赋予了律师在场权、证据展示请求权、庭审言论豁免权等一些新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赋予与强化，对于律师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合理构建控辩双方的诉讼关系，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海峡两岸律师职业道德之比较

众所周知，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律师的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实现社会的正义，所以，世界各国的立法都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德国（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须认真执行其职务，在执行职务时或执行职务以外均应表现得值得尊重和信赖。”又如，日本（律师道德）第2条也规定：“律师在注重名誉、维护信用的同时，应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精深的修养。”①…     

略论律师的证言特免权——从刑事诉讼角度的分析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现当事人有隐瞒罪行,是否应当向司法机关作不利于其的指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本文首先介绍了英美法中“律师—当事人”特免权的概念、意义、主体和范围,然后分析了为确保发现其实与证言所涉利益两者间的平衡,我国应赋予律师证言特免权的依据．文章最后指出,在我国立法赋予律师证言特免权的同时,还要兼顾律师证言特免权的例外情形．     

《律师法》修订对检察机关的影响和对策

《律师法》修订对检察工作特别是职务侦查和公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积极转变执法理念、转变侦查模式、提高查案能力、加强证据收集等途径来应对变化，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律师法》的修改对公安执法工作的影响研究

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三个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应对挑战,转变侦查理念,增强证据意识,加强对案件的审核,重视与有关机关、部门及律师的交流与协作,更有效地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     

通向正义之路：从比较法的角度谈新《律师法》之下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

《律师法》经过修改已经颁布。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无疑是此次修改的亮点，可以预见也是实践操作中的难题。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对于犯罪嫌疑人有着独特的价值，更是整个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基点。律师会见权于国际条约和一些法治发达国家都有规定。对我们国家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的设置，应当全面、辩证地看待，既要充分认识律师会见权的积极面，也要看到其相对性、消极面；既要符合法治现代化潮流，也要充分考虑国情民情、刑事政策，吸取国外立法的精华，摆准当前价值追求的准星，把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置于天平的两端，冷静而务实地衡量出最为精准的目标。     

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参与制度探析

域外律师参与羁押决定过程的实践、新<律师法>的出台等,为我国建立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参与制度提供了参考蓝本和制度依据.在考察审查批捕律师参与现状及存在障碍的基础上,从告权、受理、核实、处理等四个方面对审查批捕律师参与制度进行了构建.海淀区检察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参与审查批捕程序的运行效果良好.     

为律师的执业权而“辩护”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改,及“律师法”出台后,中国律师界由当时的兴奋转入了静冷的思考。尤其对律师合法执业权利的认识成了目前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焦点,这也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的必然内容。本文主要从律师职能犯罪,执业豁免权,以及执业行为罪与非罪等问题进行了“辩护”。     

浅析新律师法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

自从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以来,我国的律师制度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该部法律对于从业者来说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然而,律师在从业中遇到的职业性质定位模糊、与司法机关地位不平等、缺乏职业独立性等问题从96年律师法中很难找到解决方法,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律师行业的良性发展,也给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正确处理与律师的关系设置了层层障碍,亟需进行全面的修改。     

检察机关对新律师法的适用

新律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有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条款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有所冲突,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们应当适用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本文中,笔者将阐述检察机关对新法的应对问题。     

职业自主性与律师行业定位的三重维度考察——以新律师法为核心对象

职业自主性理论为观察中国律师业脱钩改制进程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新律师法则为这种观察提供了恰当的样本。新律师法在职业自主性方面的重要进展体现在律师一委托人关系的建立、多元化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模式的引入以及律师行业两结合管理体制的微妙变化。要使新律师法在职业自主性领域的进展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从一系列配套制度措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