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行政协议演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是长三角地区走向一体化的持续变革过程,行政协议的演化历程反映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作为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机制中的行政协议从"虚"到"实"、从"做做样子"到得到切实的落实,可以说是长三角走向合作的缩影。央地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决定了行政协议的生成以及功能的状况,从而使行政协议在不同阶段会有着不同的表现。长三角的行政协议演进发生了一个逐渐由中央和社会双向作用下的竞争约束机制演变成地方政府维护竞争与协作关系的工具的过程。透过行政协议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一个发展脉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地方政府对待区域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参与到主动介入的过程,政府行为模式也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制的形成及其推进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社区制"经历了启动、形成发展与转型阶段,基本构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道路与发展图景.社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研究这一过程.从社区制的发展历程中提炼出四个推进机制:政策与示范——社区制演进的中央推动机制;问题导向与学习创新——社区制演进的地方创新机制;专家与民间精英——社区制演进的微观创新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制演进中党的领导与整合机制.经研究发现,社区制既有从属性和工具性,也有主体性和发展性,作为国家整体治理的一部分,社区既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目标形成不同的体制,同时也随着国家发展和自身成长不断地将自身向前推进.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挑战

20世纪以来,基于行政理论、经济理论和民主理论的西方政府改革,呈现统治职能的非人格化、管理职能的刚性化和服务职能的扩大化等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发展为应对"现代化"和"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高度叠加,在兼顾"管理补课"和"改善服务"的问题上,整合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改革的三种价值取向,形塑了较为均衡的地方治理风格。当下,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进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三合一"模式面临挑战。     

论“省管县”体制实施的困境与障碍及其消解

"省管县"业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多以克服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作为出发点和视角,鲜有对"省管县"体制实施的障碍进行研究,因而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了使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从而陷入"省管县——地(市)管县——省管县——地(市)管县"的怪圈循环,本文从心理层面、操作层面和体制层面等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省管县"体制实施的困境与障碍作出全面的梳理,并进而提出改革我国地方政府体制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变迁之维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两次体制变迁,一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另一次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两次体制变迁均带来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虽然在这两个阶段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最终取向并不相同,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路是共同的.因此无论是前一阶段的行政放权,还是后一时期的不断磨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以后我国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政治智慧.     

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调适与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存在互促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形成了"市场增进型"角色和管理模式,其实施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间权力优化配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管理创新,具有明显的市场驱动特质。浙江政府创新绩效与演进趋势表明,政府退出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领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应将"有效政府"作为判断政府角色及其行为合理性的价值标准,而今后市场机制的完善则有赖于基层政府自主性发挥以及国家整体性制度创新。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可从多重视角进行归因,但制度与治理差异才是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本文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演变的视角下,运用实证、案例、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历程,从中透视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地区经济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的结论是,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优先在西部地区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则是一条新的战略途径。     

破解政府治理高碳的“效率困境”——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分析

政府在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治理高碳的效率却存在着"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现象。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来看,政府治理高碳能力受到低碳发展的价值观、治理高碳的行动意愿、政策供给的偏好影响。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由于存在认知差异和获取信息、资金和技术的能力差异,导致治理高碳的政策供给和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呈现出"效率困境"。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建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机制,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高碳中的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公信力是政府职能履行有效性和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公众感知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基于此,通过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打造协商沟通平台、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精准服务能力以及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成因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主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意指地方政府面临发展经济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目标冲突和行为困境,它不同于规制俘获理论中的规制者被俘获,是规制者在更为严重意义上的主动就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外在表现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增多,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到底"现象,"环境保护"异化为"污染保护"。而形成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内在成因是: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凸显,环境规制机构职能的混杂,环境问题的隐性外部性。治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机制是:优化地方政府目标转化的制度环境,完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多样化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实施,明晰地方环境规制机构的职能边界,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第二,改革开放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第四,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变迁的启示.研究成果显著.但目前的研究在历史分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深亿.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下,社会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在社会维稳中地方政府却陷入"维稳怪圈",出现维稳行为失范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僵硬固化的维稳观、压力型社会维稳机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财政压力。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治理路径选择,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正确区分维稳与维权;二是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创新社会维稳的考核机制;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社会维稳行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让“效能”引导“革命”——从温州的“效能革命”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近来在温州等地掀起并席卷浙江全省的“效能革命”，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尝试为各方所瞩目。本文以中外行政改革模式上的差异作为自己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场政府变革的特征、成效、困境和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