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政治发展中精英特权的发生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政治发展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由不发达向发达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政治主体运行规则的完善。政治精英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而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导致精英特权问题。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政企不分、政治精英的"经济人"角色定位等原因,政治方面的制度缺失和法律漏洞和政策灰色空间等现象,文化方面的"官本位""家长制""利本位"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特权现象仍存在于一些领域。加强思想教育、肃清特权思想,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规范权力运作,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民主自治是治理特权问题的重要路径依赖。     

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构想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实施的力量.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在整个网络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

社区自治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而是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初步显示出一条中国化道路:从"小社区局部自治"到"小社区全面自治",再从"小社区自治"到"大社区自治".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现实逻辑、制度导向与实践旨趣

乡村协商治理理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呼唤,乡村多元社会的关切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表达,村民自治创新的制度供给;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是民主与协商的内在统一,本质是人民民主,特色是农民的平等协商,重点是村民之间的理性包容,途径是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农民权力常态在握,巩固党组织核心地位,防止农村干部腐败变质,培育现代农民公民资格。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人民自治:民主被遗忘的维度

自治是民主的重要内涵。确立和扩展人民自治的范围和机制是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降低治理成本,改善治理绩效,完善公民人格,弱化国家强制的重要途径。人民自治的有效实施,需要确立作为"主权者"人民之存在载体的公民之治理主体地位,完善自治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实行多层次、宽领域的自治形式,以多样化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进而为形成一个"他治"不断弱化、自治与共治相得益彰的美好社会奠定制度根基。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很多社会问题根源于社区，也需要从社区入手解决。我国学者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政府推动下的社区自治，以及社区自治。     

美国社区治理的原则及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公民治理社区为主的自治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多种治理主体包括如政府、社区居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都平等、自由地参与其中。美国的社区治理历史悠久,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能够为我国发展社区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基于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东部景张村的实证调查,以景、张村的合并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了其政治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内部不均衡以及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乡村社区重建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认为,村民自治中所渗透的社区治理是社会自组织力量发育、完善的温床,而单从行政效率出发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整合乡村社会的行为,不但没有减少行政成本,而且抑制了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政治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冲突的解决出路在于改革乡镇政治治理结构。只有贯彻社区治理才是最终走向城乡一元化发展的途径。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宪政维度下"两委"关系的重构

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权力冲突是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法律与党的章程、条例的冲突;乡村一元治理结构与二元治理结构的冲突;乡镇权力与乡村自治权力的不适;干部素质的低下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宪政维度下,修订引起冲突的法律、法规、组织条例;理顺乡镇与村委会的关系;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干部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