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努力构建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责任政府制度构架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考评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其中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它使政府责任制度的落实得到保证.     

行政问责的主体分析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打造现代责任政府做出的精辟概括。中国自从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开始启动行政问责机制,该机制已经一步步走向制度化。“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是行政问责制度核心宗旨,也规定了只有人民才能作为问责制度真正的主体。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正>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从研究状况看,当前学术界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和结构、问责的基本政治逻辑、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等四大模块对问责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论点总体上都围绕着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高校监督执纪问责常态化探究

政策解读的理论性、组织运行的复杂性以及实践运行的多样性,使得高校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特殊性。当前,高校在实现监督执纪问责常态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制度建设滞后等方面。要想使高校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取得实效,必须实现由"主体式"监督向"再监督"转变,由"运动式"执纪向"制度式"履职转变,由"目的式"问责向"手段式"管理转变,进而实现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常态化。     

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分析视阈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新政"已经在我国出现并运作,但还远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支撑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因此,尽快制定并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于完善行政问责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梗阻与发展进路

"三不腐"机制是中国特色制度反腐模式的具体体现,问责机制作为制度反腐的重要工具,对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机理在于,以充分发挥问责机制的惩戒与威慑功能来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以健全问责体系及其配套制度来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以问责文化的价值引导来构筑"不想腐"的精神堤坝。目前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的实践存在着"问责超载"给"不敢腐"带来负外部性、重问责文化轻物质激励影响"不想腐"的效果和"重执行轻决策"的问责导向制约政策腐败治理的及时性等现实梗阻。鉴于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向纵深发展时,可以把以问责与容错的均衡发展将"不敢腐"与"敢作为"统一起来、以问责文化与物质激励双管齐下来全方位构建"不想腐"机制、以健全问责机制来提升政策腐败治理的及时性作为三条发展进路。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对策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度应该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大数据”监督有利于问责制度的推进

正"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这三句话,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权与责之间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是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的关键一环,也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效的行政问责不仅可以督促政府认真履行其职责和义务,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也可以督促和引导其他社会主体遵纪守法,尽职尽责。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使用,让监督变得更加广泛,有利于问责制度的推进。     

论政府执行力的提升——以昆明的公共治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与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贯彻实施法律、政策、命令的能力。当代改革者仇和在主政江苏沭阳、宿迁和云南昆明十多年的时间里,锐意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执行力,迅速改变了这几个地区的落后面貌。以昆明的公共治理为例,该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来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从而实现公共治理跨越式发展。仇和在上世纪90年代发明了观摩督查的"一线工作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到生产、生活的第一线去,就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狠抓落实,限期整改。这种观摩督察一改当下中国权责失衡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实践中带来了中国传统行政体制中缺失的"问责"机制,从而提升了政府执行力。观摩督查问责所体现的学术价值,与一般的"责任政府"有着严格的区别:因为一般的"责任政府"只负一般的道义责任,如果出了事也不会追究直接责任,即事故责任人不会受到直接问责,也没有相关机制对此进行有效的督查与追究;而观摩督查问责要求政府负有直接问责效果,如果达不到公共行政效果,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就必须在政治上负起责任,并在行政与司法上承担相应的名份。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初始建构与效能提升

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引咎辞职及其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官员问责已经逐步从个案走向了制度化操作层面。当前,建构制度化的官员问责体系的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完善行政生态环境。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探索、制约瓶颈与突破路径研究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南。而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关键与核心,已成为"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与优先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动"两山"转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面临突出瓶颈:全社会对"两山"转化仍处于摸索阶段、政府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不完善、基础性制度不健全以及人才和资金缺乏等。为此,应围绕政府顶层设计、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产品监测和生态价值核算机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推进生态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寻求突破。     

地方政府决策纠错机制初探

建立健全决策纠错机制是地方政府提高行政决策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完善决策纠错与问责机制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决策纠错机制,必须了解纠错机制的含义、结构、功能以及运行体系等方面基本问题。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官员问责制:离长效机制有多远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公共管理中得到推行。文章在分析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的终极清算制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议步伐的加快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提出,政府生态责任的追究与落实已经成为政府实践和研究探讨的焦点。基于对当前政府生态责任理论研究的不足,提出政府生态责任清算的契约式路径,主张通过生态型责任政府的政治契约建构确保政府生态责任的有效追究与落实。同时,在生态型责任政府政治契约的"理念-制度-运行机制"一体化设计的思路指引下,将政府生态责任的终极清算方式,即官员罢免制的健全与完善作为政府生态责任有效清算的制度设计起点和突破口。     

“最严食安法”还需最强执行力

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李克强强调,对于侵害公众食品安全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此次修法将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并加重问责地方政府负责人,力求保证人民"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完善食品安全法规,迅速建立监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只有"说"还不够,后续的行动才是关键。贯彻最严食品安全法,关键要突出三个最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