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制裁体系与完善思路

传统犯罪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呈现出全新特性,对于传统刑法制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当前,刑事立法、司法为制裁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建立的"单向双轨三核"应对模式存在着单向基本思路偏颇、刑事法网不严、责任认定失位的缺陷。树立双向思维模式、扩大罪名体系制裁犯罪以及完善共犯责任、正犯责任、平台责任三类责任的评价体系,是实现网络社会背景下帮助行为刑事制裁体系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当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加强对知识产权被害人的保护;通过降低追究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责任的门槛、完善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在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设置刑法规范、调整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结构等方式建构防范知识产权犯罪的严密法网,以更好地惩治和防范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     

国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国际上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知识产权法或刑法中,陆续增设刑事制裁的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范越来越严密细致,刑种多元,刑度轻缓,整体而言刑法立法严而不厉,但部分犯罪刑罚有加重趋势;立法保护与司法保护并重,两者共同构筑起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和犯罪国际化的总体趋势下,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境)犯罪现象呈现增加趋势,各国开始重视国际合作成为必然.     

知识产权犯罪特点和执法中的问题及对策

在入世后的知识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手段的作用,加大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树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刑事司法形象。当前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了犯罪类型集中化、数量激增化和行为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但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上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刑法体系尚不完善、刑事司法的程序规则也有欠缺,加之执法中存在的主体、意识和协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利于知识产权犯罪惩治的障碍。应突破以上诸项障碍,建立起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体系.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国外技术措施规避行为的刑事立法概况

技术措施规避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现实存在且多发,我国已将其纳入民事、行政制裁体系,在附属刑法中也加以规定,但惩治效果一直不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早已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将其细致的归入刑事制裁体系,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对于技术措施规避行为在我国的刑法规制有很大作用。     

罪与罚——私权视角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问题拓补

以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为视角,无论是罪名体系还是刑罚设置方面都有拓补之必要。将侵犯著作人身权行为以及专利侵权＂入罪＂,以最严厉的刑事制裁手段加以保护,有违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原则。对因经济利益驱动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财产刑与资格刑的适用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司法成本起到威慑的功能,同时部分分化过于依赖自由刑所带来的刑罚体系板结。     

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互联网得以普及的今天，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网络环境下涉及知识产权的犯罪，在刑法上予以保护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网络环境下侵犯知识产权这种犯罪形式在刑法上也存在入罪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概念的基本分析，并结合目前我国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法立法现状。为我国知识产权在网络环境下进行刑法的保护提出相关合理的建议，以期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起到很好的打击作用。     

论知识产权犯罪惩治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愈加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也随之愈演愈烈.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智能型"犯罪,其犯罪现状具有显著特点.而我国目前刑事司法体系在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方面呈现诸多困境.因此,亟需明晰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诸种困境,其目的在于探求实现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路径,即通过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抑或修订刑法等方式加以实现,旨在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舍目的性,进而实现法律正义与法律的人文关怀.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侵犯财产罪客体新探

就侵犯财产罪的客体而言,国内通说都认为是"公共财产所有权",无疑存在着以偏概全之缺陷。西方就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也是学说林立。但其理论和判例则是由单纯保护本权(所有权)转向考虑对占有的保护。为此我国的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应坚持占有制度,以弥补通说之不足。     

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价值取向的科学与合理。就中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价值选择来看 ,首先 ,在保护边界的划分上 ,应立足于保护主义的立场 ,同时济之以自由主义的补充 ;其次 ,在保护重心的确定上 ,应强调私权保护优先 ,同时兼顾竞争秩序的维护 ;最后 ,在保护战略的选择上 ,应兼采多种战略 ,实现形式的强保护与实质的弱保护的有机结合。据此 ,文章在分析中国现有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体系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几点设想 :一是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 ,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二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 ,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具有适度的超前性 ;三是调整刑罚结构 ,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 ;四是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着力加强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赔偿     

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机制向度——兼论从回应到预防的范式演变

通过对著作权犯罪立法规范与司法适用的实证考察发现,我国以往灭火式被动回应的刑法规制存在着过度扩张解释违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滞后的立法无法实现著作权的全面保护等弊端。数字时代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理念应进行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预防的范式转换,保护范围应从关注核心到覆盖边缘。完善路径是在司法层面上,区分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规制;在立法层面上,应对商业性提供规避手段的“预备行为”进行犯罪化,增设“向他人提供非法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服务罪”。     

论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旨在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被害人的刑事自诉权.然而,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认为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中国在今后制定或修改法律时,应当确立新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上存有重大缺陷。立法上的弊端必将随着司法实践的增多而凸显。更为重要的是 ,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 ,破坏了刑法公正与功利合理的平衡关系 ,并将造成诉讼程序上的诸多困难。因此 ,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 ,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拒不申报财产罪无疑是可行之策。     

中美侵犯商标权犯罪刑事立法比较

日益凸显的侵犯商标权犯罪对我国商标权法律保护体系发出了挑战.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及国情,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将其与我国的商标权刑事保护制度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对发展、完善我国的商标权刑事保护法律制度具有积极的作用.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美国行政性版权小额索赔制度革新及借鉴

由于版权作品数字化侵权使用的日益泛化,且现有版权司法救济途径多存在"周期长、举证难、成本高、收益低"的弊端,使得版权人,尤其是中小版权人,很难以较低的维权成本,真正实现其权利的司法保障。鉴于此,美国率先在行政性版权小额索赔制度的革新上作出突破性的示范,于司法体制外另辟蹊径,在版权局之行政性框架内,设置版权小额索赔委员会,专门处理小额版权纠纷。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亦存在司法救济效率不高、数字版权侵权泛化的问题,因此,为迎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政策,有必要总结美国行政性版权小额索赔制度革新经验,以为我国版权小额索赔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制度借鉴。     

网络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之构建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纠纷日益频发,且引发诸多复杂问题。传统"司法+行政"的单向管制模式已无法适应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总结实践经验,构建全社会协同共治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适应新形势需要。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害人错误的判断体系——以被害人教义学为视角

伴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发案率高、危害性大且犯罪类型多的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只要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的行为,均被认定为诈骗罪。行为客观事实是否被认定为诈骗,还需从刑法教义学立场进行检视,从被害人自我保护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研究。被害人教义学中的被害人错误认识与法益保护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应多维度审视。由于被害人错误认识的差异性,因而决定着法益保护的范围与刑事处罚的范围也不同。司法实践中在考量诈骗犯罪事实时,应由单维视角转向二元主义视角,明晰被害人错误认识的程度,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遵从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