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初探——以河南省基层检察院司法实践为视角

随着未成年人案件办案模式一体化改革进程的推进,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纳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也得到司法界的关注。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从救助主体、救助对象范围、救助条件、救助方式、救助程序设置、救助资金来源、救助数额以及配套衔接机制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救济:解构与展望

权利救济是权利行使的保障。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制度一旦失灵,则有关其权利保护的诸多规定恐将沦为虚置的立法设计。狭义的未成年被害人救济主要包括来自犯罪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刑事和解赔偿以及来自国家层面的司法救助。尽管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刑事被害人不得要求被告人赔偿其因犯罪行为而蒙受的精神损失,但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中先行纳入精神损害赔偿或将成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关照未成年人利益,但其带来的妥协与让步,要求国家和政府应当对未成年被害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支持,尤其在经济补助和心理疏导等方面。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证人等四类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证人等四类人员出庭作证为例

证人等四类人员出庭作证是庭审实质化的重要举措和要求,刑事诉讼法亦有相关规定,实务中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四类人员出庭作证存在具体范围模糊、出庭率低、保护制度不健全、证言稳定性差等问题。本文拟通过明确出庭作证案件范围;建立和完善保护救济配套制度、强制出庭制度;遏制和打击串供和翻证现象等途径完善四类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探析

未成年人成为刑事被害人的现象日益严重,但实践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却不尽如人意,从而使得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变得非常现实和迫切。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应该采取不同于一般被害人的保护制度,有必要在预防和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设置一系列独特的制度以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询问情况实证研究

据统计，性犯罪案件中办案人员对未成年被害人存在多次询问、问题设置不当、缺少必要心理疏导等问题，对此情况如不予以充分重视并及时修复，则会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产生二次伤害。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儿童心理学、法律语言学等相关理论，设计一套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可操作性较强的询问模式，能够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尽早走出心理阴影。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被害人化预防

近年多发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关注较少.这不仅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更不利于犯罪预防.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看,预防未成年被害人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针对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第三次被害分别做出立法完善、司法规范、心理干预以及国家补偿的应对,以保障被害人从被害经历中恢复并重新步入社会.     

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若干思考

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尚有很多不足,构建完善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促进诉讼制度的科学化,也有利于监督鉴定结论的质量和约束鉴定人的职业操守。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要营造良好的制度氛围,包括对鉴定结论排除制度、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人的经济补偿制度、对鉴定人的近亲属的保护制度等;明确出庭作证的主要内容,通过交叉询问确定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尽可能地揭示案件真实。     

论被害人作证的经济补偿

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不仅具有许多共同的制度安排，而且存在许多差异，更需要经济补偿。被害人经济补偿与被害人经济救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鼓励更多的被害人出庭作证，根据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的事实，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被害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是一种应然选择。     

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

1、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正确认识诉讼活动中未成年被害人的地位 ,是我们认识未成年被害人诉讼行为的性质 ,合理保障其参与权、发挥好其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 ,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明确的认识 ,把未成年被害人应享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不起诉决定申诉、侵权控告等权利 ,尤其是将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权 (即不满十八周岁 ,司法人员询问时 ,可以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 )落到实处 ,真正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保障。2、重视未成年被害人在诉讼阶段的作用。在公安侦查、检察审查起诉乃至在法院庭审阶…     

文摘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任红宇在《建立证人作证物质补偿制度是解决证人不愿作证现象的重要保证》一文中认为：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性情况的人，均属案件的证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的证人有出示证言及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由此可见，证人出示证言及出庭作证是查清案件是非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审判方式改革最终成功的重要保证。然而，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日益突出，并成为…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中被害人自诉权行使问题探析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被害人自诉权问题的规定较为模糊,主要是被害人是否存在自诉权,以及被害人行使自诉权的具体操作程序有待明确。通过价值分析的方法可知,被害人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应当享有自诉权,法律应当构建合理的程序,确定被害人行使自诉权的适当节点和扩大被害人行使自诉权的内涵范围,实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     

我国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证言是刑诉中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被告人包括质证权在内的辩护权、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价值。尽管2012年新刑诉法已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顽疾依然没有根本扭转,仍然存在诸如关键案件和关键证人的范围界定不清、关键证人的出庭作证程序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有限、难以承载所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完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或许是保证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最佳结合的有效手段。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警察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但有利于判明证据的真伪,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且是保证当事人享有质证权等重要诉讼权利的需要。目前警察出庭作证主要限于被告人不认罪或控辩双方有争议的案件以及控辩双方有一方要求警察出庭的案件。如何使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从过去的正当性论证转向真正走进司法实践尚需借鉴探讨。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警察出庭作证实证研究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情况来看,毒品案件、故意伤害案件、盗窃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和抢劫案件成为警察出庭作证较多的案件。从作证事项来看,涉及到案(抓获)经过、讯问活动的合法性和鉴定意见的事项是警察出庭作证最多的事项。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观念转变不到位,取证行为不规范,庭前准备不充分,作证规则不熟悉,作证技巧显生疏,作证姿态欠舒展。有必要采取多种举措进一步推进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工作。     

警察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讨

警察出庭作证是推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重要环节。警察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体法律的正确适用,而且也是确立司法权威,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但由于警察身份的特殊性,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上应有一定的限制。     

警察出庭作证若干问题研究

承办案件的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在我国对此尚存在分歧。本文从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依据、诉讼价值、目前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障碍、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等四方面予以初步探讨。     

未成年被害人角色转换与犯罪预防的几点思考

从被害人角度来研究犯罪预防问题,打破了传统刑事犯罪预防研究从犯罪人角度出发的格局。未成年被害人因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整个社会为其提供特殊的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从被害人到犯罪人的角色转换涉及犯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分析角色转换的原因,能够为预防犯罪提供理论支持。     

构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对侦查人员应否出庭作证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在我国目前现有条件下,逐步建立并推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有其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和现实基础。但并非所有案件都必须出庭作证,并且要完善相关立法。     

警官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析

办案警官出庭作证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与我国的证据立法并不抵触。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确立,法庭对控方的证据要求越来越高,加之当事人法制意识的逐步树立和增强,警官出庭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警官出庭还可以促进对被告人的平等保护,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树立法律的权威。构建警官出庭作证制度要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完善有关法律、严格限制警官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和明确司法程序启动机制等方面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