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党建+商会”:乡村权威再造与秩序重建——以中部地区水镇为例

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村秩序面临多方挑战,如何重建法治社会乡村秩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乡村权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政府在自身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再造新生权威,不失为创新之举。"党建+商会"模式契合了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情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将其进行制度化吸纳是化解风险的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破除“唯GDP主义”政府绩效观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

传统的“唯GDP主义”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和考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要求的新型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体系和考评模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政府绩效观,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提供基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发展和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机制设计,确保政府绩效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民主能力建设的路径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在嵌入乡村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就需要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都是基于人民主权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基础上的现代政府模式。进一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村民监督乡镇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合作治理方式,提高新农村治理的整体功效。新农村治理方式要努力由单一的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由"暗箱"治理转向公开治理,由局部治理转向全面治理,由只顾眼前的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农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不高、农村文化治理和乡村规约治理成效不足、数字化治理能力匮乏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数字治理+创新治理”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基于此,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强化“三治”融合,以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和主体培育、制度机制和文化引领、数字乡村和特色推介、借智引智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加强,进而从理念、能力、平台、环境和机制等层面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乡村精英格局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土地制度一国家控制力”因素之分析

在 中国乡村精英格局的演变过程中 ,“土地制度”和“国家控制力”是两个核心因素。因此 ,本文假设“土地制度—国家控制力”的框架是分析中国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合理工具 ,并结合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历史过程 ,来论证该框架的合理性。一、几个问题的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套权威系统 :一套是来自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正式的权威系统 ;另一套则是从乡村社会基层自发生长出来的非正式的地方权威系统。张静称之为官制授权系统与地方权威。（１）相较之下 ,地方权威似乎更应该是社会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地方权威通过社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社区…     

突出条件管理 选优配强“班长”

村居党组织书记是村居各项事务的领头人,是村居各项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着力推进村居"班长工程"建设,严格条件设置、畅通退出渠道、建立后备梯队,努力打造一支优秀的村居党组织书记队伍,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区域环保督察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完善

跨区域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协作,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体的介入。作为我国的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督察局应当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功能缺位,长期以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我国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通过对“污染影响跨区域”和“污染源跨区域”两大类我国目前主要的跨区域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担任“监督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框架,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通过构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信息和线索收集机制、督促整改机制和问责启动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涉跨区域环境问题执法的有效监督,从而发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的跨区域环境治理功能。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2050年政府治理的新图景:基于“时-空-技术”三维演化的视角

在“时-空-技术”三维视角下,政府治理面临着社会加速带来的时间压力、复杂性增长带来的空间压力及技术革新带来的创新压力。2050年政府治理将实现十大转型:治理理念转向以人为本、开放透明、包容共享和系统创新;治理目标转向人的幸福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治理方向转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动力转向质量驱动、创新驱动、价值驱动;治理路径转向共振、共景、共治;治理模式转向“人-机”融合;治理结构转向动态网络型灵活治理结构;治理机制转向超级合作型、包容创新型和快速反应型;治理职能转向核心职能;治理手段转向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等。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百年回望与经验启迪

乡村治理是考察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的重要切口.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演进,始终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框架内展开,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动.以改革开放为时间标识,可以将这个由现代化催动的历史进程分成前后延承的两大时段:前一时段侧重于解决国家政权建设的时代命题,并呈现为从政党下乡局部实践到总体治理逐步打造的路向...     

基于信用体系建设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山东省荣成市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民心涣散、风气不正等问题,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山东省荣成市通过“机构、政策、氛围”三位一体、“村居、干部、村民”三位一体、“信息采集、考核、公示”三位一体、“奖励守信、惩戒失信、信用修复”三位一体、“信用+工作、信用+奖励、信用+服务”三位一体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找到了提高群众道德水平、增强村居凝聚力、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抓手,其经验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返场、控制与捆绑:乡镇干部的压力源及其解释

乡镇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却未能改变被上下挤压的弱势地位,这源于治理结构和过程中隐匿的制度逻辑:一方面,国家返场需要乡镇干部代理更多乡村公共事务,科层体系等级化运转的体制性压力都传导到乡镇,乡镇干部面临着自上而下的精密化技术控制;另一方面,悬浮化的乡镇政权依靠干部下乡、包村、入户等形式再次下沉,乡镇干部既要硬性地完成科层组织上端各部门转移下来的中心工作,又要软性地在治理实践中协调利益关系和服务村民,面临着组织动员难、政策攀比、农民反制等自下而上的捆绑。乡镇干部被上下挤压是体制性压力转移、技术控制和乡村事务捆绑相互作用的结果,折射出国家返场后乡镇政权运作负担过重和乡村自主治理能力弱化的困境。应重构基层治理结构和技术治理体系,为乡镇干部从结构层面释放压力和技术层面减负,从体制性压力、技术控制和繁杂的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激发乡村社会内生的治理能力。     

党内巡视监督常态化的建构逻辑与实践向度

巡视监督常态化的建构逻辑以政治监督为主旨,以构筑“三不”治腐格局为指向,以净化政治生态为粹要,以做党和人民事业的监督卫士为归旨。基于建立巡视巡察体系的均衡系统、对政治巡视的蕴涵进行再深化、开掘多元化巡视监督方式、构建巡视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全方位统筹巡视队伍建设等视角,巡视监督常态化的实践向度应把握政治性、整体性、创新性、实绩性、组织性五大特征,锚定政治巡视核心目标,巩固巡视巡察“一盘棋”格局,采行多元巡视方式,创设全过程绩效管理,构建巡视队伍梯次结构。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基于"控制-嵌入-规范"框架的分析

府际结构、政社关系与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控制-嵌入-规范"框架。基于此框架,区分了三种典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并对三种地方政府创新的特征、优势及局限等进行了对比。创新类型的差异实则是地方政府创新核心机制和关键变量的区别。分析表明,控制、嵌入和规范机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逻辑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部分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