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自古以来,乡贤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乡贤的回归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传统乡贤不同的是,现代乡贤所面临的乡村治理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时,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性、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人民政协制度的功能转型——基于执政党意识形态调适情景的分析

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从成立至今,其功能已经发生了多次变迁,而每一次变迁都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在新时期,执政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从发展来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正在向"和谐发展型"转变,因而人民政协制度的功能也应随之变化,通过发挥利益整合、精英吸纳、民主协商等三大功能,实现从"平稳温和型"向"积极进取型"的转变。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党建+商会”:乡村权威再造与秩序重建——以中部地区水镇为例

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村秩序面临多方挑战,如何重建法治社会乡村秩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乡村权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政府在自身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再造新生权威,不失为创新之举。"党建+商会"模式契合了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情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将其进行制度化吸纳是化解风险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牲、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者作为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是推进和完善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新时代社区志愿者的实践，基于角色进阶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陷入了角色认知模糊、角色期待悬浮与角色互动失衡等困境，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不适配，不利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通过强化志愿服务理念达成角色认同目标、完善体制机制达成角色契合目标、优化治理格局达成角色共治目标等方式是突破角色困境，实现社区志愿者角色进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