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     

法官应当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法官判决的依据,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正义是判决理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官说明判决理由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保障其权力公开、遏制司法腐败、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判决理由的概念和功能

判决理由是法官对其所作出判决(决定)的正当性进行解释的一种诉讼活动。司法正义是其本质。正当性即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司法正义的具体表现。判决理由具有沟通、劝服和逻辑三大功能。在当今世界上，判决理由已成为审视一国司法公正和政治民主程度的窗口，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沟通理解的桥梁。     

“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

香港特区七年多来的实践表明了由邓小平同志首创的“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一项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国策,是维护香港社会各阶层,香港特区各界别和广大香港同胞的利益,保障香港特区的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有序发展、保持和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实基础,是保持香港昌盛充满旺盛活力之根本。     

刑法适用过程中的法官解释

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承认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享有刑法解释权,各级法院就有关疑难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解释,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具体个案,这些案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时,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个案做出判决或解释,以利于统一适用法律。法官应充分论证自己采用某种刑法解释方法得出的最终判决结论,不断克服目前司法过程中形成判决所采用简单三段论带来的不足。     

判决是如何形成的——乡土社会语境中的法官判决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人民法庭对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一起民事相邻权纠纷处理过程的叙述,力图展示承办案件的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形成判决意见的过程中考量的各种因素、法官审判案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作的努力。透过对法官判决模式的界定与案件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为谁而作出判决的结论以及支持法官如此判决的决定性力量。     

陪审制与法官审判之博弈

误读陪审员制度下的法官与盲目主张司法民主化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并不意味着裁判活动的官僚化、机械化和封闭化；同时认为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职业法官摒弃社会良知、普遍正义去裁判案件，以致无法契合社会对法律的期待的分析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而在陪审员、法官与裁判权威之间，陪审员的缺失并不当然导致判决威信力的减损，而职业法官所做的裁决更易达到对判决权威进行评价的标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背后的制宪建国问题

政治领导人的选举过程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的综合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普选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围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所产生的争议,其政治色彩要明显大于法律色彩。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可能是香港特区基本法中的具体规定与香港社会发展的现实之间存在脱节;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宪法与基本法所共同构造的一国两制的宪政秩序尚未稳固,其内部存在一定的张力。从法律层面来讲,香港回归之后,国家主权的统一已经完成,但主权的实质统一还处于进行状态之中。从一国两制的发展前景来看,邓小平关于"五十年不变"的论述恰恰抓住了主权统一之复杂性的核心,而要解决香港社会与中央之间目前所存在的争端,需要全体国人有较高的政治智慧与耐心,并将主权统一的实质完成交给未来历史的发展。     

论英国法官的立法权能

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分工十分明确,议会独享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制定法律。但由于英国的法律是随着法官的司法活动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普通法和衡平法的表现形式都是法院的司法判决,法律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判例之中,通过无数个判例确立一系列法律原则,从而使分散的法院判决,组成一个比较有体系的法律系统。因此,在英国,法官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而且在事实上也具有立法权能。     

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作过程——以后果主义论辩为视角

后果主义论辩旨在通过预测各种裁判可能引发的后果确定最终的判决内容及相关的裁判规则，其注重社会效果的预测和利益衡量的特点在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适用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可以给予社会效果更多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后果主义论辩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自身容易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且其论证理论涉及诸多具体的社会利益，因而很容易出现法律虚无主义和司法行政化的倾向。文章结合相关案例具体阐释后果主义论辩在社会学解释方法适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和局限之处。     

论法官的解释

以往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基本上是界定在有权解释的立场上,而很少谈论尤其是承认法官解释。法律解释的转向即法律解释从机关解释向法官解释的转型,使得我们认识到法官解释的重要性。恰恰是法官解释的存在,使得法律所承载的社会正义观念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法官直判案件问题研究

赋予法官对发生在法庭上的藐视法庭案件直接判决的权力,是维护法庭尊严和权威的需要.法庭上法官直判案件实际上是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分割,过多适用必然会侵害公诉权,违背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为保证法官直判应用适当,防止或最大限度降低不良效应,对直判案件的范围必须设置适当的界限.同时,在法官直判案件中,应遵循一系列原则,使其受到法律的合理规制.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没有法官至上的传统,法庭尊严和权威未得到维护,导致司法实践中扰乱法庭秩序、证人拒绝出庭、判决拒绝执行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和对判决的认同感与尊重.因此,我国应确立藐视法庭罪,同时赋予法官时发生在法庭上的部分藐视法庭案件直接判决的权力,以树立法庭应有的尊严和权威.     

试论日本诉因制度之借鉴

在日本,诉因作为公诉事实和犯罪构成事实的抽象或观念形态,既是刑事程序性问题与实体性问题连结的纽带,也是法官作出最终判决的关键。检察官在遵循"公诉事实同一性"的前提下,可对诉因作适当的变更,并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借鉴日本诉因制度有助于正确界定法官的审理范围,摒弃有悖法理的法官庭外调查制度,理顺检法关系。     

法官良心与法律适用

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接适用法律,并决定着案件审理的发展方向.法官的良心即法官的正义感、责任感对于法官审理案件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影响法官对于案件的判断,并对法官的判决作出道德的约束.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不断加剧,法律的制定与法律的适用之间有时会产生差异.基于此,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必要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使法官的良心能够为法律的正义保驾护航,成为法律最后的守护者.     

为法官辩护的现代法律方法——“许霆恶意取款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许霆恶意取款案”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以法官自由心证和思维推理为基础的刑事审判模式，可能会使法官面临对民众价值观的尊重与对法律的绝对服从的选择困境。当代法律方法应用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避免法律的机械运用，规制法官的思维过程从而保障结果的正当性；而通过判决说明理由这一表现途径，其另一作用也更加显现，而且体现在要保障当事人乃至公众对判决结果的接受性。而这一作用要通过在判决中说明理由这一途径来实现。     

程序事实与法官责任范围

错案追究制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较受学界关注的情况,它体现的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责任范围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官审判过程中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个阶段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程序中事实的特征分析,以明确在现代法学背景下,法官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司法过程是一个严格的程序过程,以程序公正为其价值追求,这是本文论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不可避免,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根据。司法裁量中,法官通过判决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的生活目标。但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也存在消极性,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保证法官的道德情感的发挥是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运用。     

论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事实审目标是查明事实,从而作出公正判决,查明事实的手段就是证据调查。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相适应,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各方询问。为了促使证人积极出庭作证,应当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与相关的证据特权制度、证人权利保障制度相协调,最终使法官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本文指出一个在实践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有的时候会掩盖法官在自由裁量时的真实影响因素。本文探讨了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关系，以及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可能涉及到的思考因素，指出在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中，法官需要合理地组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以上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会掩盖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判决的合理化说明并不一定会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     

浙江省法官协会考察团访问香港纪实

1996年12月8日,应香港本地法官协会邀请,以省法院副院长、省法官协会副会长童兆洪为团长一行10人的访问团赴香港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访问考察。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考察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重点是香港法院体制及其运作情况。 访问期间,我们先后访问了与审判业务关系密切的香港最高法院、湾仔地方法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