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内涵

“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构建和谐世界是针对当前不和谐的世界提出的真诚而正当的呼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外部国际环境的延伸,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思想基础上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是中国和平国际主义的再一次宣示,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重塑国际新秩序的世界责任。构建和谐世界的倡导和理念必将在求和平、谋发展的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回应,必将在树立中国国际新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起到观念建构与行为影响的双重作用。     

江泽民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探析

尊重世界多样性是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前提;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政治基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最终目标;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化解矛盾、寻求合作,是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根本途径;维护联合国权威,发挥联合国作用,是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可靠保障.     

国际法面临的挑战及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建立国际新秩序与国际法密切相关,将国际秩序建立在什么样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上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因此,维护和促进当代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当前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关键。     

和谐世界研究综述

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适应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特征的变迁,体现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主动精神。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互利合作的和谐世界不仅是党和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原则,而且是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新理论。和谐世界的思想内容丰富,理论意义深远,实践意义重大,需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     

法律选择理论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协调

法院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选择过程中,会涉及各种利益,有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而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法律选择理论中协调国家利益具有很强的重要性,在国际私法趋同化和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形势下,应更加关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强调国家利益的国际协调.     

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有益启示

面对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接连不断的生态危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和谐发展的口号，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均以生态和谐为基本要素来进一步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这一思潮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反映了人类的要求与愿望，而且从各个方面较为理性的对构建和谐世界提出了有益启示来促进当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全球伦理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世界全球化趋势及其产生的全球化问题的解决 ,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 ,而全球伦理在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全球伦理 ,从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历史看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考察 ,伦理道德能够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构成因素 ,“全球伦理”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及其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系列国际交往当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体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人权之间的辩证观,和谐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三点构成了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石,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本目的下的领事保护、维护国际多边机制与遵守国际法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成为践行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重要实践,其中的相关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和理论化。     

"世界秩序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

随着冷战结束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建构世界新秩序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世界秩序理论再度被人们关注。对于这一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范式,自由主义范式,乃至建构主义范式,都给出了不同的方案。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世界新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不同的方案做出了各自的定位。与世界秩序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范式相比,自由主义范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寄予了厚望,而社会建构主义有关世界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方案中,国际法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不足之处。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