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差猜时期泰国的印支政策

柬埔寨问题产生后 ,印支政策是泰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差猜上台后实施的“战场变商场”政策因其变化性而受到广泛关注。该政策既反映了泰国政治变迁 ,又表现出泰国外交政策的继承性 ,同时亦展现了泰国的地区雄心。实质上 ,差猜时期泰国的印支政策是“双轨政策” ,即“一轨”为“战场变商场”政策 ,另“一轨”是 :以外长西提为首的泰国外交部实施 (与东盟集体政策一致 )的政策。双轨政策实质上反映了泰国国家利益 (远期与近期 )的分歧与协调及国家利益与东盟地区利益的分歧与协调。     

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路径与困境

基于对政治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分析,本文认为,近年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转型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在全球化外部风险与国内城乡发展失衡的双重压力下,形成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要求。经济利益结构的改革压力,形成对"碎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动力。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成为推动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契机。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保留"碎片化"格局的改良方案,但代表新资本集团的他信派系倾向于政治改革,要求建构由其主导的"层级式"政治权力结构。他信派系得益于新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政治联合,在"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大循环调整过程中占据优势;既得利益集团得益于国王权威的支持,在"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传统"小循环调整过程中掌握主动。双方在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相互制衡,从而使得泰国的政治秩序迟迟未能重建。     

21世纪初泰国军人集团政治回归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21世纪初,泰国军方在国家发展模式变革过程中先后两次发动政变,重返权力核心.本文认为,促成泰国军人集团政治回归的主要动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他信”共识,保守阵营复兴传统政治秩序的需要,以及社会民众对安定、和谐与发展的诉求.军人集团掌权后,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重塑传统意识形态、压制反对力量等方式,试图恢复传统政治秩序下的寡头权力结构.从目前看,泰国政治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复苏进程.除非巴育政府能利用外部资源有效破解存量改革难题,否则新一轮的政治冲突与权力博弈很可能再次发生.     

泰国农用地百年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泰国农用地制度110多年改革轨迹为“一次确认、两次权利性质转变”，即将私人享有占有权的农用地所有权确认为国家所有，将农用地上的占有权与国家所有权两种权利转变为私人所有权。泰国的农用地私有化改革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总结泰国农用地百年改革的经验教训，探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向，笔者认为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仍然具有强大的制度优越性，应不断地完善该制度，进一步释放其强大的生命力。     

1990年苏联的政治结构转换与“走向市场”的大争论

1990年是苏联国内重心由“政治改革”转向“经济改革”的关键一年,是随之而来政治结构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同时,也是围绕如何改革经济,也即围绕“走向市场经济”问题展开前所未有大争论的一年。     

转型时期泰国政治力量的结构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治力量结构呈现出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局面.作为国家政治结构的主要力量,官僚阶层、军队与政党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三角关系.在泰国的政治结构中,官僚阶层是基本的和不变的常量,军队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干预变量角色,而政党是一种集合性变量.本文通过分析泰国三大政治力量的结构及相互关系,推演出泰国现当代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规律.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的缘起

1953年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成立曾被泰国强指为中国蓄意对泰国进行侵略的证据,由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泰国统治集团和台湾当局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共同制造的一个谣言.这一问题的产生,受到了体系与单元层面因素的双重影响,它既受制于两极国际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东亚冷战的国际格局基本吻合,也与中泰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单元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冷战国际政治和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相互结合的产物.傣—泰民族跨越国界的分布状况是这一问题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体系与单元层面上的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则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动因.     

80年代末以来泰国与印支三国的经贸关系

泰国与印支三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是邻邦，其经贸关系源远流长。然而在本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后，由于泰国与印支三国在政治军事上出现了对峙状态，泰国与这三个国家的正常经贸关系一度中断。只是到了１９８８年，泰国前总理差猜提出“变印支战场为商场”的口号以后，泰...     

再论泰国的社会结构变化、精英选择与政治发展

泰国独特的社会意识结构决定了泰国政治发展的特色.泰国独特的社会意识结构包括主-仆关系结构与德行信仰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物质化倾向,这一点为理解泰国政坛的频繁变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也提供了预期泰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思路.     

枢密院在泰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平行国家"的视角

作为泰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枢密院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深刻反映了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朱拉隆功改革的成果,枢密院有助于君主加强集权,从而推动泰国的国家建设.泰国民主政治进程启动后,经过普密蓬国王及前枢密院主席炳· 廷素拉暖数十年的经营,枢密院逐渐成为国王汇聚政治资源的场所.国王通过枢密院成员的社会网络缔造了其与军队、司法机构的政治联盟,形成与民选政府相对的"平行国家",但民选的他信或亲他信政府凭借选票所代表的民意支持,冲击了"平行国家"相对于民选政府所具有的权力优势.作为"平行国家"的枢纽,枢密院通过传递信号、为政变背书及支持非民选政府组建等方式来维护"平行国家"的权威及利益.     

从对抗性要素联盟看泰国政治怪圈的形成机制

泰国的政治发展陷入一种长期的文人与军人交替执政、选举与政变循环反复的"怪圈"。他信执政以来,以王室、曼谷政商集团、新资本集团和农民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由于在经济发展中的收益分配不同,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进而形成改革联盟和保守联盟两大对抗性要素联盟。双方在国家发展理念、社会运动和民主机制三个层面的升级对抗,导致泰国政治怪圈的延续。未来泰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要素联盟的稳定性及由此带来的联盟格局变动。近中期来看,保守联盟仍会保持较高的合作程度,他信派只有向保守联盟妥协,才有望打破政治僵局。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带动传统资本向新兴行业流动,加之后普密蓬时代的王室影响力式微,将动摇保守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可能引发泰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美援”与泰国的財政金融

美国对泰国的所謂“援助”,实际上是为它自身利益服务的。如此所謂的“援助”就美国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說:有好些出发点是不能适应泰国的需要的。在泰国和美国签訂的所謂“經济技术合作”協定十三週年紀念时,沙立集团公开說:自从1950年9月签署協定以来,美国給予泰国的“援助”总值約有五十六亿五千万铢。这一来,泰国就必須付     

泰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学分析--结构变化、精英选择与政治发展

1932年以来,泰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人们理解其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长时间的以小农主导地位、以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为泰国军人统治提供了基础.而工商集团的逐渐崛起及其对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要求,消解了军人专制统治的基础,加大了军人统治的成本,推动着军人统治逐渐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成为泰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泰国精英对民主价值的选择和坚定追求则成为泰国社会结构变化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换枢纽,直接推动了泰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妖”──泰国奇妙一绝

“人妖”──泰国奇妙一绝美艺素有“微笑的国度”、“东方威尼斯”和“东方夏威夷”称誉的泰国及其首都曼谷和著名海滨旅游城市帕塔雅，近年来已成为外国旅游者最多的国家与大都市之一。凡去泰国旅游，不可不看一下“人妖”表演。它别开生面，引人瞩目，独树一帜，堪称一...     

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过程、条件与前景

本文基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框架,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对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进行探讨。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泰国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依附式"、"协商式"和"对等式"结构,并正在转向"一体式"结构。商人群体推动政商关系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结构性经济利益诉求;商人群体在政治权力竞争中胜出的核心保证是雄厚的资金支持,关键策略是依托新兴利益集团突破既有的权力结构。从短期来看,泰国保革之争还将持续,政商关系难以顺利实现从"对等式"到"一体式"的转型;从中期来看,新资本集团有可能建构稳定的"政商一体"结构,以适应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从长期来看,随着体制改革成功,政商关系可能回归"对等式"或"协商式"结构。     

泰国对华友好合作政策的动力与前景

泰中关系自两国建交以来一直发展平稳.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泰国他信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积极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两国关系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本文从国家利益层面分别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泰国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的动力,并对泰国对华政策的前景做了评估.     

韩国“三金”时期政治结构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韩国20世纪90年代金泳三执政期间发起了旨在改变政经勾结腐败政治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暴露了韩国政治结构中存在的权力过度集中、政党私党性、地区割据主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国民融合，更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绊脚石。本文从“三金”时期韩国政治结构入手，对韩国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阻碍政治民主化的因素进行深入剖析。     

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泰国政党政治发展以2006年政变为分水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调整,从"西式民主"折返到"泰式民主"。2014年政变后的党禁,更是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保守阵营面临政治资源转化瓶颈,难以在以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下获得与其政治资源相称的"权力—利益"地位,从而产生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张力,引发保守与变革冲突。短期来看,保守阵营依托2017年宪法复辟以非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试图在"还政于民"后延续权力主导地位;但中长期来看,随着保守阵营衰落,泰国政党政治将在新兴力量推动下再次转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构。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起飞”之路：以德国为例

世界经济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的霸权秩序，是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而连结“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结构的“枢纽”，是“半外围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枢纽”之地往往成为霸权国的盟友，它们利用自身在霸权秩序中的特殊位置，获得独特而优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起飞”。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政治结构中先后出现三个霸权体系，其中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正是凭借世界经济结构与霸权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与空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霸权体系之间互动博弈的演进模式。     

从利益到认同的艰难转变:解构中日和解的“结构性缺陷”

中日关系是中国所面临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中国当前致力于建设和谐周边与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然而,中日关系却始终存在着和解难题,对此,学术界出现了权力结构说、文化模式说以及国内结构说等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模式,但国家之间和解的过程性和复杂性限制了上述解释模式的效力。为此,文章在回顾战后中日和解过程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初始和解、和解的巩固及和解的倒退和逆转三个阶段,提出中日和解已经陷入了长期的困顿状态,未能实现从利益到认同的彻底转变。文章指出,导致两国长期未能实现真正和解的根源在于其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即过分注重利益结构,忽视了认同结构的塑造;单边和解的倾向明显;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二元分离,至少是二者没有形成合力;缺乏要素支撑的形式追求等。在中国政府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后,中日和解再一次面临转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将中日之间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视为21世纪中日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场革命,它不仅将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利于东亚地区秩序的和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