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运行程序与制度模型

行政问责是对政府责任进行全面追究的一种监督机制。在日渐明晰的内涵、要素与功能的基础上,行政问责的规范效应的发挥与制度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整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并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实质性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与行政生态,行政问责的制度模型应当包含行政失范行为的发现、政府责任的解释与评估、政府责任的追究以及行政问责的救济等若干运行环节。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研究综述

因SARS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国的责任政府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文便选取当前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行政问责的内涵与理论来源、问责框架与实现模式、问责障碍与原因分析等角度,就当前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的研究作简要综述。     

试论行政问责体系中的社会问责

社会问责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制约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的有效途径。社会问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问责体系功能的发挥。社会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基本评估与发展趋势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责任控制，加快形成多元复合的政府问责制度。为此，要明确划分行政责任，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着手完善政治问责机制，健全政府问责的机制与程序。     

论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落实还面临众多现实困境,表现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完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不健全;行政问责透明度有待增强;异体问责的强度有待提升。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还会影响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确保行政问责制落实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略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逐步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体现，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实践中仍存在着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对象混乱、问责依据不足、问责范围模糊、问责程序随意等问题。必须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规范，进一步明确问责主体，严明问责标准，畅通问责渠道，保障问责公平。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以法治为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历来已久,在民主政治、文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堪称典范。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有,不断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注重异体问责和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问责力度。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首问责的实证研究

行政首问责就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最高职务层次的政府官员问责。以1978-2010年间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领导责任问责事件为参考,选取37件样本,统计分析我国行政首问责中领导职务层次、官员问责类型与事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行政首问责制度提供对策研究。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虽然在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制度建设不完备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从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社会管理创新中完善行政问责制路径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依法规范行政问责的实施;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行政监督的效力;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三大转向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其意旨侧重于惩戒,并带有浓厚的"风暴式"特征。在走向责任政府的时代,行政问责制度具有基础性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有必要实现由同体到异体、由惩戒性到预防性、由风暴式到常规化的三大转向。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三大转向北大核心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其意旨侧重于惩戒,并带有浓厚的"风暴式"特征。在走向责任政府的时代,行政问责制度具有基础性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有必要实现由同体到异体、由惩戒性到预防性、由风暴式到常规化的三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