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受难与历史拯救

２０世纪初，叶芝以诗学的形态预感到了失落中心的新世纪的降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路翎的小说就是这个杂乱无章世界的表征：人物复杂混乱的内心世界，不受节制的心理描写，尖税疯狂的灵魂直白，复杂无序的文本结构。路翎小说携带着强烈的青春写作的倾吐与渲泄性质，而这种渲泄的冲动与快感来自于个体生命对于生存的焦虑体验，对于苦难的切肤之痛。焦虑是感到“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的人的心理状态，它是“意识到非存在是人的存在不可消除的部分，它是人的有限性定义的组成部分”。①…     

论七月派小说的启蒙叙事

胡风等人倡导的“新启蒙运动”是七月派小说叙事的理论支点,启蒙立场和视角是七月派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其启蒙叙事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精神奴役的创伤”与“原始强力”的胶着形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自发克服,是暴虐无序的初级抗争;一种是思想启蒙与抗战救亡的现时结合形态,表现为前者与后者的自觉接纳,但两者的裂隙清晰可见。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

路翎创作的以《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为代表的"志愿军题材"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化的历史,对于我们解读那一场战争,认识1950年代的中国有启示意义。路翎的遭遇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文艺"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和人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主题研究概述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通过“上海小姐”王琦瑶传奇的一生写尽了上海四十年的沧桑变化，有人把它归为“城市小说”，也有人认为它是“海派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更有不少学者认为《长恨歌》应归属到女性主义文学的行列，研究视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文中从《长恨歌》主题研究的角度出发，试图归纳出学界对这部长篇小说主题研究方面的成果。     

论网络文学对经典文本的戏仿

戏仿（parody）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文学中就已经出现，如今，它已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而且成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具有通俗化倾向的小说的叙述特征。20世纪末兴起的网络文学中，对经典文本的戏仿成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网络写手们通过谐音、文字游戏、情节颠覆的方式，对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刻画，创造出一个个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新文本，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影响，也表现出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     

金圣叹在小说人物论上的杰出建树

金圣叹通过评点《水浒传》①，总结出一整套关于小说人物创造的理论。他认识到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和魅力所在；提出小说的人物形象不但应反映同类人的共性，更应具有鲜明的个性，还要表现出性格的丰富性；作者要想创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必须处处设身处地，进入角色，尊重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客观逻辑，并掌握反衬、严冷和纤琐描写等各种艺术技巧。金圣叹的小说人物论相当丰富和深刻，不仅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居于最突出的地位②，而且与西方古代乃至近代著名哲学家、批评家的文学人物论相比也毫无逊色，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从人物形象分析探讨《岛》中爱的主题

在小说《岛》中,维多利亚·希斯洛普选择"麻风病人"这一特殊群体为小说主体,讲述主人公伊莲妮一家因麻风病而导致的生离死别和爱恨纠葛,反映了上世纪中期希腊在麻风病肆掠的时代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遭遇。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探讨作者如何借由主人公在巨大命运变革前,历经战争与病痛的洗礼,抗争不公的命运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睿智、冷静和博爱,从而得出爱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马本家饰的色调及其生命意识

日本家饰的灰暗色调不仅是现代日本人关于生命的悲冥意识的体现,而且也是向死而在的生命强力的写照。生命强力的最高之“在”是“荣誉”,因为死亡伴随着我们．所以生命必须以最高的自我价值实现来与死亡构成对抗。家饰品的精巧、日本电器的卓越、武士的自杀,均是生命力的最高体现方式。与之比较,中国人的生命观存在诸多需要自我反醒和自我改造的内容。     

于苦难中求生存——论余华《活着》的生存策略

余华的《活着》向人们展示了人在极度苦难状态下的生命承受能力。本文拟通过探析小说主人公富贵在极度苦难的生存状态下所体现出的生命承受能力，来分析支撑其坚强生存理念背后的精神源泉：对命运的顺从与认同，亲人间体现出的脉脉温情，以及富贵深厚的家庭情结。富贵所持的那种面对苦难而活着的“在世”态度，不仅是一个农民的生存体验，也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面对苦难的生存理念和生存策略。     

鲁迅文化经典的当代阐释--在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鲁迅文化经典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对鲁迅文化经典的解读与阐释,既是文化上的寻根认祖,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缺失的针砭和疗治。鲁迅研究应该在积极意义上参与当今时代,自觉地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能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牺牲品与引领者的缠绕与张力--路遥小说的性别意蕴

以刘巧珍为代表的乡村女子和以田晓霞为代表的城市女性是路遥小说中令人瞩目的两类女性形象,文本如实展示了乡村女子牺牲吃苦和城市女性引领拯救的生动状貌,然而对牺牲品苟活和引领者死亡的结局设置却暴露出作者潜意识深处男性中心主义的印痕。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人生》中高加林的心理欲望探析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分子典型，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时代魅力。高加林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存在特征使他成为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也是当时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高加林的心理欲望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的情感纠葛进行解读，可以发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董亚萍之间遭遇的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     

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以《人生》为例

路遥的《人生》以主人公高加林的个人主义奋斗为中心，揭示了1980年代初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以高加林返、离、再返乡村的人生道路及其在巧珍与亚萍间进退失据的爱情选择为线索进行探讨发现，“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男性身上隐喻了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欲望与挫折，以及“乡土中国何去何从”这一历史症结，对解读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琉球百问》看清代中叶琉球贵族的疾病与社会生活

《琉球百问》《琉球问答奇病论》是清代道光年间,琉球御医吕凤仪就个人行医经验所遇之疑难杂症向当时吴门医派大家曹存心（1767—1834）问诊求方的文字记录,这些记录成为观察清中叶琉球疾病医疗史的珍贵资料。据现存最早使琉球录的作者陈侃（1489—1538）曾观察琉球居民的体格如是说道：＂国无医药,民亦不夭札,或壮、或老始生痘疹。＂琉球居民是否恒常康健？是否果真完全不需医药？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以《琉球百问》为中心,透过观察琉球当时的疾病与社会生活之关系,重新省思陈侃说法的真实性。从本文的讨论得知,琉球居民的疾病现象既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例如天花、梅毒）,也有某些程度的地域性（例如铁树根毒）。可见《琉球百问》相当程度地反映当时琉球人的某些生活方式与社会情境,并成为中国历来使琉书写的某些观察角度与思维盲点的绝佳对照。     

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的首要要求

明确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建设主线的首要要求。把党的建设主线表述为＂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党的建设主线＂,不仅为党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新的环境所决定,也更有益于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明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能够体现思想理论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意识培育在党的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并具有在党建实际工作中坚持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推进组织、队伍和人才建设的导向作用和按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做好党的建设实际工作的重要启示作用。     

自由，美丽而艰难的选择——鲁迅为自由而奋战的一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作家像鲁迅那样酷爱自由,坚决反对强权对个性的束缚。留日时期,鲁迅是以自由为天神的歌者;五四时期,鲁迅为思想争自由,为女性求解放;上海时期,鲁迅为冲决伪自由的罗网而战。鲁迅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为自由而奋战的一生。     

不同的童年迥异的艺术世界——冰心和庐隐比较

冰心、庐隐是我国现代文坛几乎同时出现的第一代女作家,且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文学主题几近相同,但是由于两人的童年经历迥异导致其作品的风格和情感基调截然不同.家庭的温暖和充足的母爱育成了冰心善良、温柔、文雅的性格,造就了她崇尚"爱的哲学",试图用爱来化解世间的一切矛盾.不幸的童年和母爱的缺失,赋予了庐隐敏感、悲哀、倔强、愤世嫉俗的性格,一生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悲哀凄凉对世事不平的情绪始终渗透在她的字里行间,成为她作品的主色调.     

女性历史的解构与重建——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权探索兼论丁玲的特殊贡献

在中国现代三代女作家中,庐隐、冯沅君、冰心谋求从不同侧面建构女性新的历史,却未能对传统彻底解构;张爱玲彻底解构了女性历史,却未能在新的起点上有所建构;而丁玲在这两方面均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她既猛烈地扫除堆置在女权道路上的一切垃圾,又以拓荒者的姿态,谋求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建构起女权大厦,如何使女性作家既坚持女性写作,服务于女权的自我探索,又谨防西化;如何使女性写作既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又不至于淹没于宏大的叙事之中,丁玲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