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积极疏通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

发生在农村的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告诉我们,畅通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把他们的声音及时反映到党委政府,使问题得以及时控制并妥善解决,是事关农村发展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对此,作者在河北省进行了调查。一、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1.正常、合法的诉求方式仍是表达的主渠道,但非理性、非法的表达方式开始增多。在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绝大多数是通过信访、运用法律等正常渠道。据对500名农民的调查,在反映涉及自身利益等问题时,98%的农民首先选择“依法信访”、“找政府”或“上…     

地方政府防控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能力研究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土地的需求日益递增。国家需求与农民利益的矛盾相互交错,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爆发,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基层是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活跃地带,地方政府防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切实提高地方政府防控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仅能够提高政府处置事件的效益,也能更好地保证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一、地方政府防控失地农民群体性一件能力缺失的现状（一）事前顸警能力不足。第一,信息管理能力不足,敏锐度不高,关于失地农民民意的信息较为繁琐,且变化性大,基层政府的获取渠道有限,同时对信息的分析能力不强,导致其不能准确的把握农民动态,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第二,政府在听到群众的呼声之后,并未迅速处置,而是置若罔闻,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问题。第1,发现的事件的端倪之后,采取“鸵鸟政策”,对事件谎报或不报，一拖再拖：另有部分官员突遇事件时，思绪混乱,手足无措,不能及时遏制。进而导致“雪球效应”的发生,事情愈演愈魁,最终酿成事件的质变。     

低效与高效:近些年中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分析——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近些年中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呈低效状态,其原因与利益表达主体的表达能力、利益表达客体的价值偏向、利益表达渠道功能的发挥和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利益表达机制低效的特点是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低效化,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普遍化,利益表达内容难以形成统一公共问题,利益表达主体缺乏足够的组织压力。利益表达不被整合成为利益要求,就不能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难以成为政策问题而得到满足。利益表达机制评价体系的设计、运行是否有效,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促进利益关系和谐至关重要。应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利益表达实现机制;提高组织化程度,构建利益表达主体培育机制;健全评价反馈制度,构建利益表达客体回应机制;强化媒体功能的发挥,构建利益表达规范机制。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弱者的武器”: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解读

"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在描述东南亚农民抗争行为时提出的概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重新界定后,用之解释当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制度外的一种利益表达形式。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改革以来,我国利益分化的强度和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利益分化引发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群体性事件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畅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等方面来应对。     

“下有对策”，多从上面找原因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病灶，重要一点是我国缺乏公开透明的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忽视地方利益存在正当性，更不习惯于在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公开谈判。“上面”的政策，有时脱离基层实际，有的完全是一种道德号召，缺乏行动力。     

公共空间建构与基层治理创新——对平昌县“三双向一质询”制度的考察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出的惠农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干群矛盾激烈等老问题,但也出现了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等新问题。四川省平昌县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探索出"三双向一质询"(双向承诺、双向述职、双向测评、现场质询)制度,为农民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公共空间,构建了一个制度化的干群互动平台,形成了以革新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动力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治理体系。     

小“村官”大责任

在农村，小小的“村官”在农民心目中的份量可不轻。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千好万好共产党好，而共产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实不了。”这是一些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群众的无奈感叹。当然，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但的确有些基层干部，以各种理由把党的好政策“截留”了，变样了，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光辉形象，破坏了我们党和群众的鱼水之情。“村官”在基层的作用举足轻重，“村官”官小责任大，对“村官腐败”现象应从多方面入手，坚决遏制。我国８０％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对我们国…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弱排名激励视域下的环境政策执行分析

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而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离现象也日渐突出,本文从弱排名激励的形成过程,即完成任务逻辑、激励逻辑、政治联盟逻辑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从完成任务逻辑的角度来看,在环境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拖延执行、机械式执行的情况;而从激励逻辑的角度分析,因为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不均衡,"数字漂亮、环境问题依然存在"的现象突出;政治联盟逻辑则揭示了地方环保部门以合谋的方式应对国家环保部门的各项检查。最后,本文提出从以问题为导向、提升环境政策的可操作性,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拓宽地方政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渠道这三个方面来矫正环境政策执行偏差。     

利益诉求表达的法治化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大量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的不通畅,导致已有的利益诉求表达制度被“闲置”,而民众合理地利益诉求却无处表达.利益诉求表达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法治的核心原则之下,如何畅通群众的利益表达,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救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地利共享”：政府统筹型土地开发模式与城镇化实现路径——基于苏州市P镇的实践考察

“地利共享”原则既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土地增值利益本身的公共属性所规定的。随着城市化扩张，我国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统筹进行土地供给、土地出让、土地利益管理的土地开发模式。在土地利益分配实践中，政府遵循“地利共享”原则，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是利益平衡的再分配机制。实践证明，“地利共享”并非停留于抽象的地利分配制度层面，而在实践中形塑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城镇化实现路径：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为城镇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促进了土地的城镇化；通过利益再分配为失地农民提供制度性保障，加速了农民的城镇化；也为村级组织提供集体经济来源，促进了村庄的城镇化，适应了当前我国半城市化阶段的发展需求。     

服务责任制催生“三个转变”

进入新时期以来，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乡镇必须与时俱进，更好地构建服务群众的责任机制。近年来，高县进行了积极探索。促进乡镇职能从“管理控制型”向“服务引导型”转变。     

宗族共同体: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选择——基于对华南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农民利益表达能力不足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宗族文化和宗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共同体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思路。宗族文化具有利益调适功能,宗族组织具有利益联结功能,宗族共同体介入农民利益表达以农民的利益联结为起点,能较好地实现有序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维护。如果村庄正式权威——村委会能加以正确把握引导,充分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则可以使村民从注重情感表达逐渐向注重理性表达转变,实现村庄宗族治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     

警惕政令“中梗阻”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越来越顺民心、合民意，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然而，我国仍有一些地方存在着政令不畅的现象，有些市县政府从本地的利益出发，对中央的政策不执行，把国家的法律当儿戏，在他们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筑起了“土圩子”，形成了可怕的“政治垄断”，造成了严重的政令“中梗阻”。政令不畅中间梗阻中央声音传达不到基层中央的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本来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可是，一些地方在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时，却出现了“中梗阻”现象，有些地方甚至还断章取义，把中央文件变成整…     

协同共治与过程民主:农民自组织的治理实践——基于湖北省秭归县G乡的实证分析

农民自组织作为实现农民有效组织和形塑基层治理主体的新途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社会自主性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基于乡村产业发展与国家资源下乡中的合作需求、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精英有效整合基础上的内生型农民自组织,是促成乡村社会团结与深化自治实践的新载体。它通过与县乡村各级组织形成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体系,在村庄内部生成了弹性的治理空间和调控机制,建构出外部问题内部化和利益协商的地方机制,实现了有效社会动员基础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推动了基层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有机衔接。农民自组织的持续发展,要避免行政化趋势,协同共治的主体边界不能模糊。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群体性矛盾纠纷的现状与化解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矛盾纠纷日益突出。由于农村基层政权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农民群众利益表达能力的局限,农民群众权利救济行政渠道效率的低下,法不责众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农村群体性矛盾纠纷极易诱发成为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此,要从利益表达、源头预防、调控联动、城乡统筹、责任奖惩等方面,构建农村群体性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化解机制,确保农村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治方式探析

法治是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必须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一是树立依法执政观念,提高基层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二是完善农民诉求表达机制,把农民诉求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渠道;三是推进农村民主化管理,在广大农村地区体现党和政府民主执政的要求;四是把握我国农村民情,正确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