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秘密侦查不再“秘密”

秘密侦查是犯罪侦查的一种特殊方式,它能够狠、准、稳、快地打击犯罪,因此,得到了一线刑侦部门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秘密侦查涉及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重大问题,因此,在证据采信方面,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活动层出不穷,犯罪手段不断增加,秘密侦查制度相应的也要随之完善。法治化是秘密侦查制度的必然趋势。在法治化的进程当中,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仍不够健全。完善我国秘密侦查制度,可以通过对比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找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秘密侦查制度的优势,从而使其更具系统性,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活动层出不穷,犯罪手段不断增加,秘密侦查制度相应的也要随之完善。法治化是秘密侦查制度的必然趋势。在法治化的进程当中,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仍不够健全。完善我国秘密侦查制度,可以通过对比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找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秘密侦查制度的优势,从而使其更具系统性,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诱惑侦查的理性运用

诱惑侦查是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侦查方式,由于诱惑侦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导致诱惑侦查的争议不断。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出现,在诱惑侦查的使用过程中如何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只有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研究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才能致使诱惑侦查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又不致侵犯人权。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秘密侦查的法规范建构——职务犯罪视野的思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与手段提出了新要求,秘密侦查因能够有效瓦解犯罪人之间基于囚徒困境而订立的攻守同盟,因而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扩大秘密侦查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将其适用于所有职务犯罪案件,而且立案之前可以用秘密侦查发现犯罪线索,在立案之后可以用秘密侦查收集犯罪证据。同时,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应该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侦查错误的本体论研究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侦查承担着为法庭审判准备审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的重要功能。侦查程序所具有的查明案件真相的能力高低，在很打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进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追诉犯罪的实际能力。从刑事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对诉讼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实质性证据都是依靠侦查程序所搜集的。因此，专门针对侦查错误进行全面而详细的本体论研究，不但可以达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使侦查工作与国际接轨，实现其公正性、科学性以及效率性。     

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功能调适与完善路径——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中,正确理解和把握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并重,遵循比例原则,做到区别对待,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厘清强制措施与侦查手段的关系;应当有效调适强制措施的功能,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护的有机统一,高度重视证据发现功能但警惕其异化,重视强制措施的犯罪预防功能。在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过程中,应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实现从打击犯罪向保护人权倾斜;保证适用强制措施从界限模糊转向严格适用;完善强制措施适用的层次体系;妥善协调强制措施与侦查手段的关系。     

秘密侦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刑事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网络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使犯罪手段科技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面对复杂严峻的犯罪形势,传统的侦查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在打击犯罪,破获一些隐蔽性、复杂性较强的案件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学界对"秘密侦查"的界定比较模糊,在法治实践中,秘密侦查手段如何进行程序规制,秘密侦查的合法性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职务犯罪查办中运用技术侦查的思考

技术侦查是应用现代科技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嫌疑人高度敏感,反侦查能力较强。在查办职务犯罪时,一般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采用技术侦查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运用作出的规定过于原则,需要进一步细化。技术侦查法制化,并将其引入职务犯罪侦查,可以提高办案效率。但必须对其严格规制,既发挥其打击犯罪的作用,又能保障人权,实现正义。     

试析网络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障碍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障碍包括发现、确定网络犯罪案件困难;收集、保全网络犯罪证据困难;电子证据法庭采信困难等等。     

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中的构建

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是本次刑诉法修订的一个亮点。但是,此次修订在技术侦查的制度设计方面过于原则化,不利于实际操作。因此,本文在分析具体条文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以真正体现刑诉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互联网跟踪与发现探析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犯罪以及隐藏在网络中的犯罪线索日益增加,跟踪与发现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将成为我们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和取证中的重要手段。因此公安机关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将互联网发现与跟踪实际应用于侦查破案当中,增加信息获取与证据取得的新途径。     

我国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诱惑侦查常带有欺骗性、诱导性,其所获证据往往通过引诱、欺骗的方法间接获取,因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和其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一度受到质疑。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权衡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有限合法化。我国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应采取主客观混合标准。合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违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并应参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排除。     

公安秘密侦查与人权保障的辩证思考

随着犯罪方式的组织化、隐蔽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秘密侦查日益成为公安机关控制和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但秘密侦查的运用,也对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利构成侵犯,从而引发刑事诉讼领域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是转变犯罪控制模式的现实需要,是提高侦防效率的客观选择,符合法益权衡的法理基础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秘密侦查行为对刑事司法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对公民隐私权的威胁,对公民其他诉讼权利的侵犯,对刑事司法伦理的挑战等。因此必须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理念对秘密侦查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加强专门立法;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加强当事人权利保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法律的规制下不受侵犯。     

我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反思与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侦查手段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对于我国侦查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国和日本两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可以看出,现代法治国家在努力寻求打击犯罪时侦查权的扩张与保障人权时侦查权的规制之间的平衡。基于从价值、操作层面对诱惑侦查的评价,应以规制诱惑侦查中特殊侦查手段与秘密力量的使用为着眼点,确立我国诱惑侦查事前、事中与事后的相关规制制度。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了法律准则,在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资料。现代国家原则上都禁止非法取证。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程序法上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上的取向。我国应确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鉴定结论予以排除;对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有选择地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