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对我国社会构建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于政治国家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给市场更大的自主空间。公共领域为公众与国家权力机关就社会规则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平等协商提供了平台，为公众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重要渠道。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精神内涵与功用对规范制约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力运行，培育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与民主意识，推动我国公共领域的成熟与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公共管理视阈下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考察

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是两类不同的公共治理主体,两者都具有公共治理的权力。公共治理权力具有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双重维度的效益。目前,在我国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和提升中存在着治理权力主体能力、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模式等诸多制约性因素和发展障碍。只有探究出相应的消解路径和对策,才能破解影响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困局,实现和提升公共治理权力效益。     

以人大为平台的协商民主问题初探

正一、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呼唤协商民主人类解决公共治理问题,可以遵循不同的逻辑。包括以契约和自由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市场逻辑",以及"科层官僚制"的"行政逻辑"。现代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均面临失灵的困境。治理运行的第三种逻辑"政策网络"开始兴起,它将社会运行看作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平等主体,在资源依赖、权力分享基础上的互动结果,这种逻辑要求主体间的平等"协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公共治理日益面临复杂化局     

发挥基层政协优势 提升协商民主质量

<正>协商民主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与人民政协密切关联。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政协具有组织优势、平台优势、智力优势和制度优势。协商民主越接近基层情况越具体,形式越丰富。基层政协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协商主体的扩大、领域的延伸、载体的创建、成果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新探索,寻求新作为。一、扩大主体,增强广泛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     

基层治理需各方合力共治

多元共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让公众充分了解和参与政府决策,有力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要在全社会形成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氛围,鼓励普通大众和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打造民主、高效、协商的社会治理参与平台,推动基层治理模式的持续优化。     

基于理论与价值本源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路透析——兼与李景治先生商榷

任何一种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的时代呈现,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约定和外延限定。协商民主研究西方先于我国,我们只有坚持"打通—交流—构建"的研究致向,才能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才能增强中国民主政治的世界认同感。为此,在全面把握协商民主的道德价值诉求的基础上,准确剖析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有利于理解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差异、梳理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的共存互动关系,克服理论研究的"泛协商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化";系统阐释协商民主的主体构成及其特征,有利于拓展协商主体范围,彰显"人民民主"国家性质,构建协商民主主体平等关系,实现协商主体的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交叉和统一,避免协商主体的"精英化"和"权力化";理性分析协商民主的实践范围和路径优化,有利于把握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探寻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本土化"。     

协商民主在区域一体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武汉城市圈建设为例

协商民主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承认差异、主张参与、强调对话与磋商。协商民主可广泛运用于以武汉城市圈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各领域。在区域一体化建设中,协商民主能起到扩大参与、赋予决策合法性、规制行政权力和协调利益分歧等重要作用。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发展,有必要着力于形成广泛的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建立通畅的对话协商机制,构筑协商民主新通道;完善多层次的协调沟通机制,打造协商民主新平台;建立统一、规范的协调发展联动机制,实现区域发展优势互补。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理论基础,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的挑战。须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通过信息公开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通过结构开放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通过价值包容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     

协商决策机制:传统政府决策机制的超越与创新

政府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 通过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增进和实现公共利益,并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如哈贝马斯所说"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担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 [1]政府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公共决策的能力和质量, 履行政府公共责任而获得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这同时也是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社会各领域出现不同层次、规模和程度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以及随着公众对于政府公共决策的关注度急剧提升, 对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这给政府的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新乡贤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调控式建构 ——以浙江"最美文化礼堂人"(2018—2021)为案例

近年政府规划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它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亦引发形成非政府预期的社会效应.新乡贤全面参与了文化礼堂建设,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调控型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从现实意义看,调控型公共空间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它是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一肩挑"的乡村正式治理体系下,它可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理论意义上,这有助于淡化当代主流公共领域理论的悲观弱点.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社会组织列入国家协商民主体系之中,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社会组织作用的认可,同时也为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创设了制度空间。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虽然际遇了良好的历史契机,但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存在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不健全、协商渠道不畅通、协商能力与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不仅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实践探索

正淮安市洪泽区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把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全力构建镇(街道、园区)、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有序推动基层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途径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基本途径是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加强协商民主主体建设,构建平等的协商主体关系;加强与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的互动,建立协商民主的保障机制;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权力制衡下农村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长效机制——广东省清新区村组两级议事会乡村治理新模式探析

乡村自治权力非均衡现状呼吁乡村议事会合法介入,形成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模式,村组两级议事会的本质是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科学探索.按照“顶层设计”方法科学定位三元主体权力边界,形成权力制衡循环善治机制,做好法律、激励内部保障与外部行政环境机制结合,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长效机制.模式必须制度化,要逐渐在实践过程中探索符合乡村生活的运行方式,要连接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公共治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