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的演变

发展与伊朗友好关系是巴基斯坦西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的50多年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对两国的安全环境的改善、地区和平与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音，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和本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巴基斯坦与伊朗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竞争。探讨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的演变，对于我们更深人地理解巴基斯坦的西向政策和西南亚战略格局的变化，均有积极意义。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     

中国的南亚外交与克什米尔问题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困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随着印巴两国矛盾尖锐以及双方均已实际拥有核武器,克什米尔问题从根本上威胁到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调整的中国南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始终反映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两国的战略关系变化,同时也与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相关。近年来的印巴和平进程、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及美国等其他大国对南亚战略影响的加深,均对中国南亚政策的定位提出新的要求。     

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

近年来,日越关系发展步伐加快,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两国拓展安全与外交合作,深化经济融合,拉紧人文社会纽带,双边关系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的发展态势。在亚太地区形势演进变化背景下,日越调整内外战略,两国相互借重显著上升,这成为双边关系加快发展的重要动力。未来几年,日越关系有望继续向前发展,但两国关系在发展的速度与深度上将受制于越南与中国等其他大国关系的发展。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研究

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中关关系更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就世界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世纪里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关外交思想，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与东盟军事外交:现状、前景及路径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军事交往活动日益频繁,其作用与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但关于军事外交的内涵和外延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军事外交理论的研究,从东盟地区安全形势与战略格局、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与战略选择、中国-东盟军事外交现状与前景及挑战多个角度对中国与东盟军事外交进行了分析。中国与东盟开展军事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具有明确的现实需求、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战略考量等特点。中国与东盟及各成员国的军事交往,涉及领域日益广泛,合作内容不断充实,安全共识逐步接近,军事互信逐步增强,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将有助于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并将深刻影响地区安全进程和未来局势发展。同时,中国-东盟军事外交发展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的战略设计、理论研究和实践落实。     

冷战后美俄中南亚博弈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大国关系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国际格局形成了互动效应。本文以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俄中三国在南亚问题上政策的异同，展望这一地区大国关系的互动前景以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简析20世纪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

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别是南亚和西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从巴基斯坦独立至20世纪结束,巴伊两国保持一种较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尽管两国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不少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时段内,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得巴基斯坦与伊朗都致力于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努力加固联系彼此之间关系的纽带。考察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关系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保持一种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符合这两国的国家利益。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威胁及其对俾路支省的影响——从发展的视角看瓜达尔港口的角色

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四个省中面积最大,而人口数量最少的省。虽然该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地理、历史、宗教等原因,该地区的发展一直被联邦政府所忽视。瓜达尔港位于俾路支省西南部,是巴基斯坦重要军事港口之一,可作为东亚国家转口贸易及中亚内陆国家出海口,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巴经济走廊连接中国西部新疆省喀什地区和巴基斯坦印度洋沿岸的瓜达尔港口,其建设将给俾路支-瓜达尔港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瓜达尔港应该在两国快速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下充分发挥其地理、战略作用,重振巴基斯坦经济,实现中巴两国双赢发展。     

试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印度因素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高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旗帜，发展睦邻关系、稳定周边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国的周边安全与发展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还依然存在。１９９８年５月中印关系出现的逆转就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就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战略企图、印度对华军事战略、印巴核竞赛和中印巴三角关系这四个因素略述己见，探讨印度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一、印度在中国边界问题上的战略企图与中国安全作为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曾有过相互友好的…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性思考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根源于东北亚战略结构的演变。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导致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压力增大,面临不同意识形态挑战的压力持续上升,与周边国家合作成本增加,国家合作将更加困难。中国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必须以包容性增长为东北亚战略安全合作发展的前提条件;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基础;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维护朝鲜半岛安全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关键;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周边环境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积极倡导探索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最终归宿。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中国参与和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

东北亚地区对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地缘、经济、政治与安全意义。由于东北亚地区有着复杂的地缘关系,这个地区的合作呈现出多重框架、多种机制、多重因素影响的特点。出于地缘经济、政治的考虑,尤其是东北地区发展的战略考虑,中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合作采取了积极参与和务实推进的政策。本文主要分析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和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战略性思考与选择。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

中国领导人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在适当时机提出建立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倡议。中国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有助于达到以下目标:整合并超越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推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两大目标;缓解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压力,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并最终使其转型;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规则制订权;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公众正确理解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际合作观。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都不大可能主动提出关于亚太安全架构的倡议,而中国正式提出这一倡议的时机亦不成熟,拟首先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厘清战略思路。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

传统东亚格局具有明显的一元化特点,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政治安全都高度依赖美国。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经济贸易依赖逐步被中国所取代,从而形成当前东亚地区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即政治安全依赖美国,而经济贸易依赖中国。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逐步形成的东亚传统的合作模式也遭遇多层面挑战。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基础扎实、背景厚重、举措有力、开放度高、统领力强,在区域合作架构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也为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开启了可行路径。中国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起者,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地区,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关系将发展到全新阶段,提升至更高水平。     

Indo-Japa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As the U.S.-led security order in Asia gradually comes under stress,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India and Japan are formulat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hedge against the vulnerabilities accruing out of the unfolding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China’s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nd military rise coupled with America’s perceived relative decline is drawing New Delhi and Tokyo into a strategic embrace. To insure their interests in this era of great power transition, New Delhi and Tokyo are keen to hedge against America’s possible failure in containing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in Asia. This hedging strategy is evident in their grow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ch consists of a triple hedge: increasing bilateral defense partnership against fears of American retrenchment; economic engagement against an over-dependence on China; and a multilateral hedge against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for Asia’s two prominent middle powers, transforming these nascent attempts into an effective strategic response to Asia’s current power transition would also require cooperation in the nuclear domain, an area where their policies continue to diverge.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美国新战略下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西部边境安全的影响

2009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略”，该战略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特点是将巴基斯坦因素纳入到新战略框架中，另一特点是大量增兵阿富汗。阿富汗与中国相邻，其国内安全形势对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安全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