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最高法院2002年实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我国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规则过于原则性,不够详细具体,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通过分析国外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认为应从明确规则中的概念、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及对规则规定应更宽松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且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基本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等问题,为我国司法实践上提供了权威的依据和指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比刑事诉讼晚,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理论界的研究也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并没有规定,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给予完善.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非同凡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方面表现出了我国证据制度的进步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探讨,找出缺陷和不足,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和具体的国情进行修改和补充,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良策--试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收集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尚未绝迹,法律规定上的缺陷使得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法庭上得以使用和确认。因此,必须确立诉讼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良策——试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收集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尚未绝迹，法律规定上的缺陷使得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法庭上得以使用和确认。因此，必须确立诉讼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范围的确定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确定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全面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司法解释向具体规定过渡,再由基本法律进行确定的过程,即具体范围包括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以及通过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从司法实践来观察,现有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构建完善的证据排除与认定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作出了系统的补充。准确理解两规则构建的证据排除和认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基于严密非法证据排除体系,规定公安机关也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不仅对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取证,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及时补充控诉证据,提高追诉效率也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缺乏程序性规定,要使该规定得以落实,需要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审查机构、审查程序、非法证据证明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等方面作出合理规定。     

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研究

2010年5月29日，司法部、两高、公安部几部门联合发布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确立了我国证据裁判规则，明确了非法言词和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和适用情形。本文拟就两个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进行研究，并提出笔者的建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关于非法证据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国媒体曝光的多起刑事冤错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证据问题,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靠抓人破案,靠口供定案,没有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司法工作者应加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对"刑讯逼供",采用"暴力、威胁"与"其他方法 "收集的证词予以认定和排除,对于"毒树之果"也应该选择性地排除。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负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也依法具有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职权。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新法规定,对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进行了相应修改,主要体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实体规则的完善、对非法证据调查核实程序的构建、对非法证据庭审排除程序的规范.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日臻完善的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应当从职权分离、案例指导和协调公法三个方面调整现有的结构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应对司法实践的变化.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与再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价值目标的博弈与衡平的结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虚置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或许能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保障人权,推动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进程。     

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

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创新规定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实践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因难以满足排除机制的内在要求而可能发生的"刑事程序失灵"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路径,在于足量掺入确保诉讼功能平衡、增强排除诉讼特性的要素,以规避潜在的"任意排除"、"关门排除"、"自我排除"、"差异排除"风险。具体设置上,一是可对应非法证据排除的两种不同排除模式,分别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二是应以确保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功能的适度动态平衡为设置标准,审慎、合理地拟制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     

试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为制止冤案频发,提高审判质量,"两院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从单纯的"反对刑讯逼供",到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转变,但是该规定在执行时还将面临一定的困惑。     

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者程序,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非法取得的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对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排除规则均有不同规定,这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犯罪状况、刑事政策以及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原则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之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五大理论问题之解读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对非法证据尤其是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之排除及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设计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从该文本在非法实物证据及其排除方面的阙如、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程序设计上的不彻底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它所设定的仍是一种对非法证据有保留地排除制度,遵循的其实是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因而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