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     

公共权力转型视角下的行政问责与公民参与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公共权力的配置、运作的格局没有实质性的革新，公民参与问责的权力得不到保障，行政问责的“内部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公共权力转型为分析视角，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并论述了公共权力转型期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障碍、问题和对策。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国内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文章以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增权等理论为基础,立足社区治理建设中的公共参与领域,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不同经验,试图发现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还将结合在南京的调查,总结南京的做法和经验,分析目前国内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提出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方式研究

伴随着公共理性的发展,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由过去的消极被动转变为现在的积极主动,由此推动了我国公民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参与。但总体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频度和效能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城市社区治理亟需能够将公民参与的要求纳入秩序轨道的高制度化的参与方式。本文旨在介绍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方式,以期深化人们对参与方式的认识,提高对公民参与的关注度,在促进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化的基础上取得社区治理的全面进步。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的我国公民参与,不仅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但是,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的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其不足。因此,正视现实的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民主与科学同构的逻辑:一个微观层次参与式民主的探讨——读Richard c.Box《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社区中的公民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微观层次上的参与民主,其追求的民主属性是强调政策议程自下而上的优先性、公民参与的代议制、实质民主性。它对公民角色假定的共同体指向、治理结构的公共目的取向、治理过程的公共伦理取向成为其超越科学主义治理途径的锐意表达。从参与民主的视角看,民主与科学同构的基本逻辑在于使公民——代议者——公共服务职业者等形成合作治理的格局去回应公共性不足等问题。美国社区治理中的这种公民参与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供的启迪有:要形成基层合作治理的格局、重塑基层协商民主的流程、重视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等。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路径构建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实践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非理性参与、沟通不畅、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理应从保证公民理性化的参与、畅通信息沟通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的有效激励机制来培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解决问题,以促使公民与政府直接、有效沟通,增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日本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日本的社区经历了统治、管理和治理三个阶段。其中，社区治理以准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于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当前。日本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日本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转变政府角色：和培养现代公民。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公民监督政府:行政监督的活力源——以宁波市为例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当前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最重要的是完善公民监督政府的机制,这将为行政监督注入新的“活力源”,对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惩治腐败,促进政府机关的高效、廉洁、公正建设,至关重要。一、限制政府权力:以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是关键当今中国社会在走向“和谐”,政府职能也在发生转变,但是,行政权力还要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何监督好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实质上是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权…     

政治文明视野下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初探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民主的保证。在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法制保障、经济保障、文化保障和制度保障,但受一些因素影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仍有不足。应当在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构建公民文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建设等方面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国家治理以多主体、多领域、多手段为特点,将广阔的公共领域纳入其作用范围内,为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切入点。不仅"合作共治"对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公民也需要认同国家治理的合理合法性并对其进行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便在这一互动环节中成为国家赋予公民公共权力的前置性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引导公民进行思想转变,梳理人的各种"关系",发挥育人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具备一定公共参与素质和能力的合格现代公民,进而保障社会的良序运行。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行政学院举办的“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10月20-22日在上海召开,以上海行政学院城市社会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学者与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各地区的中外学者共83位代表围绕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热烈讨论。     

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

青年自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自组织形式之一，是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栽体之一。当前，青年自组织正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但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要从制度建设、引导扶持、培育骨干、党团引导等方面不断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青年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共治理时代的到来需要构建一个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政府的构建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转变职能、改革机构,同时还需要公民的充分参与和监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公民的努力下经过长时期才能实现。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在认真总结我国社区治理基本经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重塑社区组织结构、构建大社区整体性治理体制、大力发展社区“两新”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文化等方面提出了破解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对策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