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

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困局,将"引导型"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职能转型的改革思路和取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职能模式取向主要是:引导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环境、构建和创新规范有效的生态治理机制、理顺生态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以及理性参与的生态善治模式等。     

论生态补偿的理性定位

受限于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生态补偿效益远低于对原始生态的保护,庇古税和市场化难以有效地遏制负外部性行为,过多的经济调控手段存在负激励的风险。生态补偿制度作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的又一条希望之路,能否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我们全方位的理性思考,谨慎作为。     

国家治理视野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新思路--以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为例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政策部署。流域生态补偿也应按照这个改革思路逐步推进，但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偏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要强化中央政府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制度供给与责任分担，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多元组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的民主协商机制。     

构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新需求与新思路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经历了管理式治理、整体性治理、协调式治理等三个主要阶段,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治理背景、治理特征、治理方式、治理成效。面向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人才发展治理水平需要解决一些相关问题,以满足新的战略需求。调研发现,专业组织发挥作用不足,人才工作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间隔,政府、社会、市场没有形成人才推动合力,市场配置人才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构建高质量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战略需求在于围绕形成人才引领发展整体布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优化政府、市场、社会的角色作用,着力解决我国人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才资源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性偏差问题,进一步激励释放人才发展活力。为此,构建新时代高质量人才发展治理新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强化党管人才的战略协同和议程协同能力;围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调整、优化政府人才工作职能;推动建立基于"职业分类"的专业人才分类治理体系框架;推动地方打造各县治理特色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

正"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等现代性因素及其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强调要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实现国家治理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综合"大转型",要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变为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要尽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厘清从政府能力到治理能力转变的逻辑线索,从四个关键点突破。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挑战

20世纪以来,基于行政理论、经济理论和民主理论的西方政府改革,呈现统治职能的非人格化、管理职能的刚性化和服务职能的扩大化等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发展为应对"现代化"和"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高度叠加,在兼顾"管理补课"和"改善服务"的问题上,整合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改革的三种价值取向,形塑了较为均衡的地方治理风格。当下,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进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三合一"模式面临挑战。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生态补偿法律化:必要性及推进思路

生态补偿法律化的必要性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需求;生态补偿实践的制度规则需求;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度固化需求。生态补偿法律化的推进思路包括:准确界定生态补偿的法律概念;明确生态补偿的性质是环境法律行为;设定生态补偿的法定形式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配置型;厘清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类型;规划生态补偿的法律实现途径应当包括经济性补偿和非经济性补偿两类。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德国环境保护的“生态民主”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的生态环境遭受工业和战争的双重重创,日益恶化。到70年代,德国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程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灾难。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生态治理。到本世纪初,德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已经成为世界上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德国生态治理的成功,得益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始终注重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充分发挥"生态民主"的强大整合力和激励作用。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改革政府"的浪潮,"重塑政府角色"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旋律。在全球性"改革政府"的浪潮中,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探求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而有效的政府角色。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揭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以适度的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并进行调节。在当代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取向的改革正急切地呼唤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理念。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下,对政府角色现状进行分析,给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有利于寻求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     

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我国公务员立法

如何在国际大背景下把握"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制度设计,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寻求专业化与灵活性的统一是20世纪80年代特别90年代以来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发展态势;从"职业型"走向"职位型"是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归宿。针对当代公务员制度的"共时特征"采取"补课"的态度;针对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中的"历时特征",适当设置一些弹性化的制度安排,为下一步的发展留出充分的空间。     

国家抑或市场:日本与香港养老服务政策变迁及模式比较——基于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香港的养老服务政策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逐步形成了两种看似"对立"的模式——日本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福利型养老政策体系,香港形成了更加凸显市场化与社会化特征的去福利型养老服务政策模式。日本、香港养老服务政策的构建及模式差异,深刻地嵌入到各自特定的历史、制度传统之中,受到了不同内涵的历史制度因素的复杂影响。其中,政府在养老服务政策方面的认知理念,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特定时期的经济与财政能力状况以及关联性或替代性的制度安排等因素,对养老服务政策的构建及变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困境与路径的选择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中心,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基层民主被提升至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发轫于建国之初,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其成长的动力机制源于全球民主化与国内市场化的交互作用。时至今日,城市基层民主运行的轨迹是什么?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困境何在?在此基础上如何破解之?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植根于基层社会场域的多中心协作型治理是基层民主有效运行、困境破解的路径选择。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垃圾分类创新模式探析——以上海市程家桥三社区为例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上航新村、警备区第二干休所、程桥二村三个社区垃圾分类的创新模式可归类为机制引领型治理模式、军民融合多元共治型治理模式、楼骨干代表的"议事会引领"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些社区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可以了解社区各主体在垃圾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制约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瓶颈因素,探索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路径,推动垃圾分类制度取得新突破。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哪一个重要

<正>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