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试论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增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为农村的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本文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观念滞后、治理机制不畅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简要分析了当前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针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更新治理理念、强化队伍建设、增加治理投入等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社会转型期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看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l生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政策性与公益性:中部农村的双层治理结构与逻辑

村组两级组织分别建立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之上,承担着政策性和公益性两种不同的治理功能。村级组织遵循现代公共规则和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和精英吸纳与角色规约机制实现治理;而村民小组主要遵循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的机制实施治理。     

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新时代村干部权力监督问题研究

村干部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角色。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村干部廉政风险也随之加大,一旦对村干部权力监督不够,容易引发村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进而侵害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应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村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质量,创新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方式方法,夯实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责任,推动巡察向村级党组织延伸等系统综合治理举措,为基层组织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确保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进行。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民生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一个地方乡村治理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如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关民生的决策,应以怎样的标准、在什么时候、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这是当今基层公共管理者迫切需要深思和回应的问题.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2005年在事关民生的公共基建项目安排上,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使公民参与到民生决策中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本土基层民主政治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较好地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即:事关民生决策时,在所辖社区范围内,对所有公民,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以设计精良的程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泽国的善治样本带给我们的启示和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设计精良的公民参与程序,赋予公民参与民生决策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一致,保证了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创新了协商民主形式,最大化了公共利益.这一地方经验,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极具启示意义.     

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与有效性初探

本文从社会结构、建设主体、建设资源、乡村文化四个维度,提出了一个乡村建设的尝试性分析框架。通过梳理我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特征,进而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衡性、行政管理事项强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新中国的成立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分水岭,乡村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和农业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乡村建设的两次转折点,为乡村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更需要在国家资源、权力下沉与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

“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治理重要的非制度性主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部署,有助于汇聚社会多方力量、统筹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新乡贤”为建构主体的“乡贤文化”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文化建设。但是,“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拓宽“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渠道、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入手,以期为“新乡贤”有效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参考价值。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

文章以杜镇"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本文根据个案调查材料提出三个悖论,且通过对三个悖论的解释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