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折衷与变通:基层政权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行动逻辑——河南省老城镇的考察

作为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基层政权是国家计生政策输入到农村社会的重要中介载体,他们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的角色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计生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成功与否。由于基层干部个人的公私多重团体属性,使得国家政策的代理人可能成为计划生育的既得利益者或同情者,甚至本身成为国家生育控制的受害者,造成基层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困境。     

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基层扶贫的经验与启示——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2012年4月,山东省省委组织部从省直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中选派582名优秀党员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到贫困农村抓党建促脱贫。这是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创造性尝试,是"行业扶贫""单位包村""干部下乡"三者的有机结合,该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扶贫的"瞄准精确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第一书记"政策实施以来,该政策为贫困农村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推动了贫困农村的基层党组建设,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可。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政策实施及分析框架

构建政策实施的中层理论，对深入理解和阐释我国政治过程的内在机制有重要意义，而中层理论建构的切入点之一是分析单元的恰当选择。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县域的聚焦，为“县”作为分析单元提供了可能性，但其在研究中尚处于典型而模糊的状态。反思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政策执行研究中，需转换定位将县作为“独特整体”，而非地方/基层的典型代表；在政策试验研究中，则需从“局部试验”的思路转换为“单元试验”，把握县作为“试验单元”的价值。研究提炼了“县级独特性”和“县域整体性”两个核心维度，搭建了“县”为单元的政策实施分析框架，为新时代县域政策实施分析的推进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同时对整合经验发现以构建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理解我国政策实施、解读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联具有借鉴意义。     

转型期我国“第三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促进了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以维护公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组织，其产生将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带来影响。本文就此从我国政策制定主体——政府、政策制定、政策客体和政策执行四个方面分析了“第三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对其负面影响和改进措施作了分析。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论析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客观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综合性能力三层结构性要素，分别指向政权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在三层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交互运动中，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持久性稳固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保障，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夯实基础。作为能力的直接承担者，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当以“能力体系”的整体视域观照“重点能力”的精准提升；作为能力的间接承担者，基层政府应当主动拓展“能力锻造”的多维场域和健全“体现能力”的相关保障。     

浅论农村低保制度走样的原因及其纠正

由于农村低保制度本身的缺陷、执法中的指标化、群众监督和法之约束的不完善,致使农村低保在执行中走了样。防治走样的农村低保,一方面,要通过统一全国的“标准”—低收比”与“补收比”;统一筹、支低保资金。另一方面,制定执行程序的保障措施。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美国把“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到科技领域

美国把“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到科技领域本刊特约记者徐勇华盛顿专电美国在把“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到经济领域两年多后，政府资深宫员近来在政策陈述中再次把传统上与军事相关的“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到了技术领域，从而进一步显示了美国科技政策的主导思想已从“冷战”前后...     

“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农村革新——政府、合作社与农户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瑞安市“三位一体”农村发展模式的案例分析,系统阐释了这一治理模式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其在推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文章首先从地方层面探索到国家层面推广的政策实践入手,梳理了“三位一体”治理模式的政策演变及扩散过程,然后详细剖析了瑞安治理模式的推进方略：通过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等合作体系,形成了政府、合作社、农户利益共享,资源有效配置的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瑞安模式的成功在于改革了合作组织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标准化生产和一站式服务,增强了农民的市场适应能力。在“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下,政府、合作社、农民的角色均发生了正向积极转变,对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这一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提出了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因地制宜推广等对策建议。     

终结农村“绝对贫困”

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起草的农村低保政策性文件,以及配合财政部研究制订的中央财政补助方案将于近期正式出台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加强“三农”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重大举措。日前,《瞭望》新闻周刊从有关部门获悉,按照中央的要求,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起草的农村低保政策性文件,以及配合财政部研究制订的中央财政补助方案将于近期正式出台。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十六天的“台湾金钱外交”闹剧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新任总理梅克雷·莫劳塔7月21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前政府于7月5日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所谓“建交”公报无效，不予承认。在这份声明中．莫劳塔说，他审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文件，进而宣布：“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一直执行的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常程序，在同台湾建交问题上没有得到恰当的执行”。他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国家关系的政策没有改变”、“对前任企图用不正当的方式和台湾建立正式外…     

“以工代赈”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历史上,时值灾荒饥馑年份,钱粮赈济这类直接救济方式是荒政举措的主要措施,而"以工代赈"之举则是具有多重社会功效的积极手段。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救助政策有三种模式划分,从历史上"以工代赈"救灾恤困理念的内在产生机理,发现"以工代赈"手段招募灾民计工受值,具有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增修公共设施、积极劳动自救等突出的多重社会功效,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政策工具。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中,要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解困帮扶贫困群体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应保尽保”后的新要求

10月24日结束的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说,到今年9月,全国低保人数已达1963.5万,基本实现了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应保尽保”。有关部门预计,低保人数仍将增加,低保工作也将面临更大压力。与此同时,各地在落实中央低保政策方面,还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确保低保资金到位,准确确定低保对象,进一步完善低保法规、制度,进一步加强低保机构和队伍建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