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构建以事性定权属、以事项配事权的分析进路,以此分析了美国等六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炼了公共事务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发展战略等属性对于央地事权划分的意义,阐发了宪法和法律为主、其他为辅的划分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事务、权力类型和权力关系。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症结问题,阐述了相关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优化央地事权划分的启示。     

央地财政关系新论:基于权力清单的考察

权力清单的发布既是政府自我约束权力的体现,更是政府职能的整体梳理。而财税权力清单作为央地财政关系中的一种配权工具,通过对其进行纵横向度的比照,也有助于厘清各级财税部门的事权,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则之治。但是这种权力清单式的划分的效力和效果如何,是否足以完成纵向府际之间的事权划分任务,显然存在疑义。基于规范央地财政关系的考虑,极有必要从地方财政自主权、事权划分视角反思当下的财税权力清单制度,进而对其进行体系优化。也唯有优化财税权力清单内容,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规范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才能促进财税权力清单的规范行使,助推权力清单的深入实践,实现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度规范。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探析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存在事权范围不清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依据、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不足等问题。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科学界定央地事权范围;理顺各层次政府间关系,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充分调动并激发双方积极性的基本路径选择。     

央地财政事权改革正式启动

正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16年至2020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路线图,今年将率先在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启动改革。这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首个央地事权划分意见,将成为今后政府花钱办事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悖论与制度性重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经济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普遍性的多重悖论或困境,严重困扰着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首要前提,以地方自治为根基,以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及其均衡制约为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性重构乃是建设健康稳定的央地关系的合理选择。     

政府事权法治化的宗旨、问题和实现路径

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表明,事权问题不仅事关政府职能划分和财税制度改革,更是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环节。建国65年以来,我国关于事权的改革和探索从未中断,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然而,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因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不合理而引发的社会现实问题愈加突出,如某些行业出现政府调控失灵、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等问题都与事权制度不完善有很大关联。为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在分散与统一之间——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划分探析

美国食品安全事权划分,在形式上呈现分散特征,联邦层面有十多个机构参与食品监管事务,州、地方、部落、领地有3000多个独立的监管机构来保障本地食品安全,这种分散特征主要是由美国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的分散性和政策输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监管机构之间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协调活动,彼此之间分享了权力,共享了食品安全监管标准,达到了一定的统一性。我国食品安全事权划分可在明晰监管机构间的责任、保持事权划分稳定性以培养专业能力、建立倒金字塔式的监管任务结构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创新意义

我国央地关系的建构模式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情境进行动态的协调与平衡。从权力分配、行为动机、体制根源等三个方面阐释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可以解读出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成功经验与创新价值:中央临时"上收"地方应急指挥权,是高效应对地方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的创新型权力分配方式;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间帮扶模式,有效分散了中央的应急治理压力;央地之间良性互动与有效协作,支撑国家应急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央地关系调整兼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彰显国家应急治理的韧性与弹性;危机状态下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有效稳定了国家应急治理秩序。     

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悖论与化解:一个激励相容分析框架

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模式保证了上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忽略了作为委托方的民众变量,出现了财政事权划分的维护中央权威与激发地方积极性、财力集中与责任下移、单向主导决策与地方信息优势、等级分明与权力差等、民生导向与晋升激励等五大悖论,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不能有效满足当地居民的公共需求.因此,需要在事权划分中加入民众这一变量,通过公共服务事责、规范转移支付、明确共同事权主体责任、加强纵向协商、地方考核民主化等措施建构起以中央、地方、当地居民为主体的三方激励相容制度,化解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悖论.     

政治互动视角下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以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改革为例

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匹配首先是建立在对事权界定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事权划分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逻辑。在政治互动视角下,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表现为,在单一制政府形式下,中央政府权衡"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因素并在"高度关联治理结构"与"行政发包制"两种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随之进行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在中央地方间进行的多次调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政治互动逻辑,并提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建议。     

精品文摘

赵德勇/政府权力法治化的三个维度
　　政府权力法治化是实现政府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权力需要从三个维度完成其法治化。第一个维度,在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应当以法治的方式限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推进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第二个维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应正视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越位和缺位,进而以法治的方式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构建参与协作式的主体间性关系;第三个维度,在政府事权与政府财权的关系中,应当坚持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以法治的方式合理划分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探析

后疫情时代对我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我国应急管理的核心部分,在各级政府高效的应急措施之下,我国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以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角度探讨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财政调控的原理,是政府落实权责的关键。针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规范,地方政府无力保障财政支出等现实性问题,提出权责配置的法律建议,旨在优化我国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保障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看点解读(九)

<正>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     

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

各级政府间财权、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突出问题,即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财力分配中"内外不清";政府间事权划分缺乏制度规范,事权范围划分随意性大;事权与财权、财力之间没有建立起刚性互动机制;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清;转移支付体系总体设计不尽规范,监管力度不足,出现异化倾向;权力配置上存在头重脚轻,财权、财力划分上存在头轻脚重等现象。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应处理好五个关系:正确处理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坚持以事权定财权;正确处理事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以事定支的原则;正确处理财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财权划分为基础、财力转移为辅助的原则;正确处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关系,坚持适度分权的原则;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具体的举措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关系,为建立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奠定基础;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增强地方财力;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度采取差异性的财税政策;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规范转移支付行为;加快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缩减政府财政级次;完善《预算法》,保证财权、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可预期性。     

国家权力网络结构视域下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差异与优化研究

我国各地区为更好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在进行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却存在区域性差异,包括数量差异、内容差异、时间差异和效果差异,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网络结构中的横向权力配置与纵向权力配置导致各地制度创新的各类差异。虽然适度差异可以促进各地的创新竞争,但差异过度放大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本位主义、无序竞争等问题不可避免。应通过强化市场经济意识、界定国家权力范围、加快引入社会化因素、促进央地互赖化等措施来优化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合理控制差异,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对深圳市区两级政府事权划分的几点思考

理顺市区管理权限,合理划分事权,使市区两级政府能够适应加入WTO后的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科学、高效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之一。从1999年开始,市委政研室调研组专门就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笔者作为调研组成员,对市、区在事权划分上存在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就如何解决市、区在事权划分上的矛盾提出初步看法。     

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

在政治学上,国家的权力分配一般包括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横向的分权,指的是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的划分;一种是纵向的分权,指的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除了极个别小的国家如梵蒂冈外,一般都有一个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研究综述

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异同出发,综述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的经验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政府改革的经验研究分个人经验归纳型、描述型和解释型三类进行了综述。对于西方国家大量的解释型的政府改革经验研究成果,则从组织社会学、行政生态学、制度分析和政策执行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的异同,并指出我国政府改革经验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政府间事权与财力、财权划分的研究

事权、财力和财权作为财政体制的三大要素,其划分是否明确、合理、规范,三者之间的组合方式是否符合国情等,直接影响着我国财政体制运行效率,影响着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宏观政策措施的推进速度。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以法律的形式科学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适当下放财权并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财力和财权,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和途径。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