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

肇始于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经济政治的全方位联盟。然而,欧洲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和目的的共同体,它还应该是一个文化和理念的共同体,为所有的欧洲公民创造一个情感归属的“精神家园”。而欧洲认同的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那么如何解读并建构一种共同的欧洲认同?本文试图从欧洲认同感产生、新欧洲认同政治以及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等三个方面对欧洲认同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考察。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增强对欧洲这一特定地理区域和文化政治实体的认同意识 ,不仅为欧洲公民接受政治经济统一的现实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 ,也影响和制约着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展。然而在民族国家观念依然盛行的今天 ,文化认同更多地指向民族层面 ,以欧洲为价值核心和基础的文化认同感相对较为薄弱。为此 ,应当从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入手 ,通过发掘和强调欧洲文化的共性以及加强欧洲范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建构超越民族的欧洲文化认同 ,使欧洲朝向更为紧密的统一体发展。     

战争、和平与“基督教共同体”——伊拉斯谟思想述论之一

文艺复兴以降,封建割据的欧洲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争霸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整合过程中,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成为维系利益冲突的民族国家的纽带。鹿特丹人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基督教共同体”的捍卫者。本文拟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政治形势、文化运动为主要背景,梳理伊拉斯谟论述战争、和平的有关文献,分析探讨他对“和平”这一概念的认识、对王朝战争和教廷军事化的谴责及其“基督教共同体”的构想。     

欧洲联盟公民权的建构--从1970年代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欧洲公民权制度是《欧洲联盟条约》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但这项制度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建构过程。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联盟议程和欧洲认同建构的语境中萌发了欧洲公民权的观念。1984年枫丹白露峰会后,欧洲公民权的建构被纳入共同市场建设的框架之中。90年代初,在马斯特里赫特政府间会议期间,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讨价还价,欧洲联盟公民权最终被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写入《欧洲联盟条约》。欧洲公民权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制度框架,欧洲公民权内涵的进一步完善取决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未来发展。     

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兼谈美国重返东南亚对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影响

当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正面临着重重阻碍,主要表现为规范难以建立、制度难以生成和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单薄。与此同时,2009年后美国开始执行的重返东南亚的外交策略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基于此,本文认为,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性问题在于主导性国家的缺失;而美国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强势介入在短期内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推进,但长期来看却会阻碍主导性国家的确立从而不利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欧洲后国家认同的缺失和建构

笔者针对欧洲集体认同缺失的现状,深入探讨了学术界提出的各种可能的建构特征,并阐述了自己对欧洲认同建构问题的构想。     

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华人身份认同

本文从东南亚民族国家共同体集体身份建构的角度来探讨东南亚华人身份政治问题。笔者认为东南亚华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 ,需要对居住国的民族身份进行认同 ,也需要当地社会对其认同的承认。这就要求社会能提供一种能进行互相对话的公共交往领域 ,使共同体的成员可以通过集体性商讨和互相调和来确立互相认可和团结一致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 ,使得华人在参与东南亚民族共同体集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与困难。     

关于东北亚社会文化交流的反思和展望

一　为什么是东北亚构想一个东北亚共同体 ,并从社会文化上对此进行强化 ,为何偏偏要选择包括以韩国、中国、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这个地理单位呢 ?答案是 :为了在这些彼此文化相似性较高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协作与共存的核心 ,追求一个开放的地区共同体。就这一点而言 ,可以说东北亚是新的空间想象力的银幕 ,是一个打破国家地理界限而有意构思出来的范畴。那么 ,东北亚共同体的构想对历史经验和社会文化有何意义呢 ?人们往往把亚洲特性视为“非欧的” ,亚洲仅仅是欧洲人意识中的一种形象罢了。实际上 ,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肇始于西欧资…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它的提出标志着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将首次应用于欧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信而不同”的模式,成员国相互信任的制度化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扩员后新老成员国悬而未决的争端以及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认知,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争端调解机制,避免争端“冲突化”,使相互信任可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为相互信任赋能;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性的同时,通过人文交流使彼此间的信任内化,促进各国对“上海精神”和“新五观”的认同,进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向成熟,并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上合经验”。     

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

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是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变量,其相关研究为理解不同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背后的文化差异及建构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其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不断碰撞、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西方不同的理性偏好对应不同的共同体意象,进而导向不同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实践。西方个体理性思维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功能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系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格劳秀斯困境"。中国关系理性思维则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已形成一定共同体感的新型国际制度安排,重视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互依性与同构性,其进行的"孔子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西方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系理性调和个体理性,以命运共同体补充功能型共同体,以"孔子改善"开解"格劳秀斯困境",是当代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走出西方困境、获得真正的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与反思

自2010年以来,文化多元主义在欧洲多个国家"被宣告"失败,深刻地反映了欧洲社会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厚此薄彼的态度——积极支持欧洲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却消极对待以移民群体为代表的非欧洲文化的存在;文化纠结是当代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实践中的一种真实心态,折射出他们在国家与民族认同层面上的价值诉求;欧洲国家不应当仍旧把持"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去治理和应对一个实际上已经"多民族化"的国家现实,"多元一体"应当成为未来国家与民族建构的指向。     

启蒙时代的俄国形象与“欧洲”建构——对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

启蒙时代是"欧洲"建构的关键时期,而介于欧亚之间的俄国,对"欧洲"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在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构造了较为权威的启蒙运动模式的俄国观,将其刻画为一个通过学习"欧洲",从而摆脱野蛮、落后,在"文明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同时,繁荣先进、文明开化的"欧洲"形象也呈现在这种俄国镜像中。伏尔泰塑造的俄国形象,对其后几百年欧洲的身份认同和欧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作为"学徒"的预设的不平等地位,在数百年中主导了欧洲关于俄国的话语,至今仍然是导致欧俄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话语行动与身份建构:“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反思

本世纪初伊安-曼纳斯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后在欧洲研究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争论,这一理论视角常常被认为太过理想主义。曼纳斯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范理论选择?他又是如何通过这样的选择去应对欧盟的现实困境的?本文从建构主义的概念分析出发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的理论问题来源于冷战后欧洲的社会现实,它的提出及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冷战结束后欧盟身份认同对外和对内两个向度的深刻危机;政治学者通过"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政治话语来界定他者,以此来建构欧盟的认同。     

试析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欧洲认同的形成是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需要。但是一体化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成员国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处理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一直存在超国家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多元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超国家主义认为欧洲认同必然取代民族认同;国家中心主义则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欧洲认同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多元主义则宣扬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观点。对欧盟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国家主义的观点仍然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但是多元主义正在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一种民族认同+欧洲认同的多元主义方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欧盟民众所接受,这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韩关系

自大韩民国成立,直到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处于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中韩两国建构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敌对身份关系。建交后,中韩两国开始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关系。从金大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卢武铉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李明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关系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两国的角色身份呈积极的认同关系。展望未来,尽管两国间存在诸多妨碍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因素,但继续加强全面合作,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中韩两国共同的愿景。因此,中韩两国建构康德文化下的朋友角色身份是值得期待的。     

二战后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本文试图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探讨二战后东南亚国家民族共同体中的华人身份问题 ,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来进一步分析华人在当地的身份认同状况。     

民族区域与共通体:欧洲转型的两个阶段

欧债危机后兴起的疑欧主义为欧洲转型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研究的空间。欧洲转型不仅可以把欧洲整合进程中的前进、后退以及循环这样的复杂过程综合地概括出来,同时还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上把握欧洲向心整合过程中的异质性。欧洲转型的起点是民族国家,而终点则是欧洲民族区域。欧洲民族区域的构建包括区域构建和民族构建两部分。与联邦概念相比,民族区域概念在学理上更为准确,同时也与民族国家保持了概念上的一致性。欧洲转型并不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过程,而共通体则是其阶段性的目标。共通体是相对于共同体而言的概念。共同体的资源分配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而共通体的资源分配则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协调基础上。本世纪以来的制宪进程是一种共同体的努力,但是这一努力却需要在共通体的基础上达成。欧债危机的产生表明欧洲共同体还远未形成。在危机出现的初期,欧盟放弃救助的逻辑便是共通体的逻辑。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共通体逻辑的影响,但同时也为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孕育了新的契机。目前的欧洲转型有两项重点:一是巩固共通体的成果;二是从共通体转向共同体。不同区域执行这两大任务的侧重和进度应有所区别。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

本文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之重建的设想。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受到身份相对化、流动化和竞争化的冲击,面临再造自我之使命。以族裔为根基、以民族为归依、以世界为关照的世界民族主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性认同,它既缓解了民族与族裔的矛盾,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协调,同时又呼应了全球化进程。以“柔性地理”、“主权部分让渡”以及“世界主义框架中多元文化主义”为特征的后民族国家将是其主要的推动者。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