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孔延《史通评释》探析

郭孔延所撰《史通评释》,是第一部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注解的专著,内容详赡,体例严谨,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典范作用.受明代学风熏染,郭孔延具有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虽然也对一些史学理论议题进行了阐发,但过于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其评论对象主要指向《史通》所涉及之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从而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史通评释》促进了《史通》的传播,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三国志》看三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变迁

三国时期社会急剧动荡,政治格局复杂多变。《三国志》充分展现了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之中,国家政治体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史书中相当出色的一部良史。著名史学家裴松之称其“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三国志》反映三国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宰相权力的削弱,三省机构的出现及监察职能的强化等方面,同时也揭示并应证了这些变迁背后的历史必然。     

公正无私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做了生动描述。从行文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失街亭”一事的处理是完全赞同的。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这是陈寿公正无私品德的生动体现。     

中国的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     

正史中完美的周瑜

正史中的周瑜 在史书《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很高．多次以“英隽异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盛赞之．并评价其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     

唯物史观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李大钊新史观三题

1920年7月．李大钊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便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同时．他系统引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开创了我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发展的先河。此后，李大钊又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讲授《史学与哲学》、《史学概论》，并著有《史学要论》一书，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在史学理论研究、教学的实践中．李大钊形成了独特的新史学观。今天重温这一史观．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者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吕祖谦的《诗经》学探析

宋代浙东学术著名代表人物吕祖谦的《诗经》学，既守《毛诗序》，以《序》解《诗》，又主张读《诗》先要看大义，提出看《诗》须是以情体之的近人情思想，以平易观《诗》，以义理解《诗》，不以训诂来局限《诗》。其《诗经》学在宋代《诗经》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述为视角

曹操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他被塑造为“奸雄”形象，其奸险狡诈令人生畏；在《三国志》中，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物：既有阴暗的一面，也有辉煌的一面。作为小说，《三国演义》以曹操的历史形象为原型，突出了其“奸雄”的一面，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     

研究杨靖宇的“史学双璧”——赵俊清与卓昕两部《杨靖宇传》之成果比较

历史上，人们把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誉为“史学双璧”，意在赞颂这两部书的历史价值。当前，在东北抗日联军史研究上也出现了两部扛鼎之作——赵俊清的《杨靖宇传》和卓昕的《杨靖字全传》。这两部著作，同样堪称杨靖宇研究的“史学双璧”。其中，赵俊清的《杨靖宇传》以学术研究见长，叙事严谨，结论可靠；卓昕的《杨靖宇全传》以史料丰富、描写细腻著称，铺陈全面，探求周详。两部著作互相映衬，是杨靖宇研究领域的上乘著作。     

周谷城支持前四史的注译和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益阳十余名文化同仁成立编委会,开始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注译和出版工作。时至1985年初,《史记注译》已经完稿,我们想请时年87岁高龄的家乡史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题写书名并作序。     

地方党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读《中国共产党在大竹》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自身历史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史学鼻祖司马迁写《史记》之前 ,即有许多史学著作问世。著名的文献资料丛书有《尚书》、历史著作有《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等。地方史国史有《木寿杌》等等。正因为这样 ,所以 ,不管政局有多么变幻 ,战火有多么频繁 ,历史记载却未少缺。值得中华民族特别引以为自豪的是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达 30 0 0余年 ,记载详如历史再现。迄今为止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这么清晰可与之相比。古人以“汗牛充栋”形容书籍之多 …     

“潜鲁语之大训，明孔门之心梓”——胡寅《论语详说》发微

胡寅是湖湘学派相对被边缘化之重要人物，其代表著作《论语详说》亦早已散佚。与胡宏、张栻贬低胡寅不同，朱子甚为推崇胡寅《论语》之学，屡为之打抱不平。其《论语集注》、《四书或问》等引及该书佚文114条，据此可管窥《论语详说》之一斑。该书对《论语》之诠释，兼顾义理阐发、工夫指点、文献考辨三个向度，它以二程理学为主旨，透彻阐发了仁、理、体用等核心概念，驳斥了佛老异端之说；突出敬为主宰的为学工夫，着力针砭矫正为学弊病；显示了渊博精密的文献知识，洞幽烛微的考辨能力；其诠释立足字义而切合大旨；理据结合而新颖不群，锐于批判而阙疑审慎。该书不仅代表了胡寅的经学造诣，亦可堪称湖湘学派经学之巨擘。其佚文之发现整理，对于重新判定胡寅历史地位，推动湖湘学派研究、认识朱子《论语》学构成，探究宋代《论语》学皆不无裨益。     

所谓“揭秘”其实是混淆视听

在"历史如烟""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等观念影响下,一段时间出现了热衷揭秘、野史走红的现象。有报刊登文章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称赞和认可声中,也出现了一些"杂音"。这些人声称,揭秘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有助于全面了解历史。对于这些声音,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任何历史都有一些规律。例如,有正史必有野史,而且相比正史,那些看似绘声绘色的历史揭秘、奇闻轶事似乎更能挑动读者神经,让读者更感兴趣。例如,我们曾有陈寿的《三国志》,也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前者是     

从《三国志·陆凯传》看陈寿对《孟子》“保民”思想的发展

“保民”思想是孟子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寿在写作《三国志》时,充分利用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陆凯等人的传纪中,其主要思想有二:(1)要保昊国,必先保昊民;(2)提出了“以贤为本”的主张和“保民”的具体措施。     

积极拓展党史资政的思维与领域

一、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资政，顾名思义，就是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关键是为谁资政。在中国古代，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讴歌历史上的明君贤相，鞭挞乱臣贼子，“使乱臣贼子者惧”。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更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一部治国安邦的执政经典。     

出入于“名教”和“自然”之间——魏晋风度与范晔《后汉书》的独特价值

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深受魏晋风度的影响,其编撰体例、历史评论以及历史撰述中的文辞之美,都与魏晋风度放达、自然、尚真的精神内涵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范晔表现在史学著述中的自觉意识是魏晋以来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史学上的表现。范晔史学思想中的崇儒精神与魏晋风度相糅合,赋予了《后汉书》独有的史学个性。     

“作家”原指“做家务”

正在古代,"作家"一词的字面意思:作,为也;作家,即治家、理家,管理家务。这个词最早出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所引东晋习凿齿《襄阳记》一书。杨颙担任诸葛亮的主簿,主管各种文书,但是诸葛亮却事必躬亲,总是亲自校验簿书。杨颙于是劝谏道":为     

好的人物报道感人至深

《当代贵州》2007年第24期推出的三个人物，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乔木因何称赞张荫麟

胡乔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写作过程中,两次提及张荫麟,赞赏他的观点。笔者认为,胡乔木是借此希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写者,能够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注重描写历史人物,通过历史人物展示社会的变迁,写出政治性、理论性和形象性、可读性有机统一的史学论著。     

李贽的史学与易学

史学与易学在李贽的学术研究中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李贽以《周易》义理诠解历史,阐发对历史兴盛衰亡的看法,同时秉持"经、史一物"的立场,以经世致用为鹄的,通过以史证《易》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形成了义理与象数并重、史学与易学互证的学术进路,推动了明代中后期史学与易学两个学术领域的良性互动。在中国传统史学与易学的交融、发展中,李贽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