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以盗窃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为研究对象 ,对作为盗窃对象的无形物的范围及其认定、盗窃数额中的几种特殊情形以及盗窃过程中损毁公私财物行为的定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新型盗窃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盗窃行为归入盗窃罪中,并没有规定盗窃数额的限定,从而扩大了盗窃罪的适用范围,加大了盗窃罪的打击力度。自从三种新型盗窃罪的规定出台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多问题,诸如对新型盗窃罪中"户"、"凶器""扒窃"内涵的界定,新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及犯罪形态等。为了正确适用《刑法》,准确地打击盗窃犯罪分子,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一,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犯罪的理解适用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期待新的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论盗窃罪既遂标准的实践把握

盗窃罪既遂形态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对此形态的准确把握极为艰难。盗窃罪的既遂标准与盗窃行为的对象、盗窃行为的手段、盗窃行为时的环境及条件均有密切关系。同时盗窃罪的故意和盗窃数额对本罪既遂也具有修正意义。     

浅析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盗窃罪是普遍的犯罪现象和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及相应的刑罚措施作了修改完善和补充,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和＂扒窃＂三种行为,赋予了盗窃罪新的丰富内涵。文章主要对以上三种行为进行分析,指出了司法实践的难题及处理对策。     

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进行单独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情况，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认定。“多次盗窃”可界定为一年以内三次以上非较大数额的一般盗窃。应当将盗窃预备、中止、未遂行为纳入“多次盗窃”的认定范围，当且仅当纳入多次盗窃认定范围的各盗窃行为均系未完成形态时，多次盗窃构成的盗窃罪才可能存在未完成形态。     

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进行单独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情况，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认定。“多次盗窃”可界定为一年以内三次以上非较大数额的一般盗窃。应当将盗窃预备、中止、未遂行为纳入“多次盗窃”的认定范围，当且仅当纳入多次盗窃认定范围的各盗窃行为均系未完成形态时，多次盗窃构成的盗窃罪才可能存在未完成形态。     

中英刑法盗窃罪的比较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的规定

英国的盗窃罪是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且明知永久剥夺其权利的行为;我国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英国的盗窃罪只要求＂非法占有＂,至于是否＂秘密＂不影响本罪的构成。我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应删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要件;应取消＂秘密＂作为构成要件;应取消盗窃罪数额定罪标准,至少取消各区域不同的数额起点。《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后的盗窃罪依然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此外,将＂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与＂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并列为入罪标准不合理。     

入户盗窃未遂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认定

入户盗窃未遂是认定盗窃罪还是非法侵入住宅罪之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由于新修订的入户盗窃取消了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因而确有必要从法理和实践角度,对新修订的入户盗窃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如何判断行为人以盗窃故意进入房屋、入户盗窃着手的标准认定以及入户盗窃未遂是否一律定罪处罚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特殊盗窃行为性质分析和未遂入罪把握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特殊盗窃虽取消了入罪数额规定,但特殊盗窃仍旧为结果犯,应以侵害财产权的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既未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两高＂解释第十二条关于盗窃未遂处理的规定,应当坚持＂规范优先、价值随后＂的罪刑法定和刑法谦抑的原则,对于特殊盗窃未遂入罪问题,同时还应根据国家刑事政策和地区治安形势进行解决。     

试论单位盗窃

单位盗窃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但97刑法的修改却没有涉及单位盗窃罪的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最高检于2002年颁布的司法解释规定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该司法解释的颁布,并没有解决原来争论的问题,而使争论更加激烈。因为,该司法解释的内容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又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单位盗窃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解决。     

"两高"最新受贿罪司法解释之法理与实践解读

"两高"最新受贿罪司法解释明确了十种受贿行为变化形式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规则,有利于各级司法机关依法惩治腐败犯罪,也为刑法与国际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全面衔接完成了关键性的准备工作。最新受贿罪司法解释存在与刑法原理不相吻合、可能导致实践操作障碍等缺陷。为了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应当从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双重角度冷静分析最新受贿罪司法解释的利弊得失,并进行相应的改进。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讨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我国现行刑法增设的新罪名,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多争议。本罪的主体如何界定、“应当移交而不移交”如何理解、“徇私舞弊”和“情节严重”如何认定等,都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时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问题探讨

探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问题,有助于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特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应是过失,且有必要采取"严格责任"来界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认定的有关问题

“金税工程”全国联网以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得以有效控制,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犯罪却迅速蔓延开来。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事实,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界定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范围;其次认定是否存在虚开行为;第三,正确认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后果。     

火车票售票方式改革后倒卖车票犯罪认定研究

火车票售票方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黄牛党”倒卖车票,但又出现了诸如倒卖网上订票流水号、订单号等新型倒卖车票的手段.新出现的倒卖车票的行为在倒卖行为认定、数额认定以及主观认定上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困难.对新型倒卖车票行为不能一概以犯罪处理,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罪刑相当原则,区别对待:对于除“黄牛党”以外的主观上不以牟利为目的并且倒卖车票的票面数额或者获利数额不大的,不应适用刑罚；对于以倒票为业并且倒卖车票面额较大或者获利数额较大的,应重点打击.     

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贿赂犯罪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体法、程序性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目前刑事政策过于空泛．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治理我国当前贿赂犯罪，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的法律制度，对贿赂犯罪实行“零容忍”的刑事政策，尽快完善司法独立，健全完善反贪法律体系。     

论单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以金融犯罪案件为视角

单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是经侦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难题。单位经济犯罪是个人经济犯罪的对称，讨论单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要结合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进行。我国现有司法规范规定的单位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标准与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比例关系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对单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进行重新梳理，确定新的比例关系。即单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应与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相一致。     

犯罪数额的理论基础——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犯罪数额是犯罪定量的重要体现，犯罪定量因素是犯罪数额的存在根据。为了正确评价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从一般理论角度，对犯罪定量因素进行研究。笔者重点讨论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性、价值蕴含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定量因素的判断和理解存在的困境。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