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内容。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在国家持续的社会整合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二者互动中实现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乡村法治秩序的重构。从政策逻辑看,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国家普遍主义的法律统合社会,又需要乡村地方性知识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理论逻辑看,维护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需要法律同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法治重构;从实践逻辑看,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乡村治理格局,从建国初期的政策整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整合再到新时期的法律整合,构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从而使依法治国方略在乡村得以实现。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

村庄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内在地折射着乡村社会人与人社会关联的性质与方式变迁。在传统历史记忆中，建国前夏村公共生活主要是受传统仪式影响，集体化时期则表征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而改革后的集体化时期，夏村公共生活出现短暂传统复兴而后趋于衰落，表现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冷漠、家族性公共生活的兴与衰、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兴起和日常生活的交往“圈子化”与休闲“私性化”。本文分析了国家与市场两个主要的外在变量是如何影响夏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     

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法治建设路径探析

乡村法治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巩固党的领导、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和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乡村建设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和环境,乡村自治、乡村德治应对这些新问题、新局面显示出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通过政治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三方面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更好地实现"三治"融合,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旧传统“制度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驻村第一书记”探究

从“农村工作队”到“驻村第一书记”的不断再生产囿于国家宏观政治社会环境，更嵌于乡村社会环境变迁历程，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多领域交融下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动员和组织乡土社会以达成党和国家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是贯穿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主线，而党建动员社会则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机制，是政治社会发展变迁的本质特征。在党政统合下，兼备政治机制与行政机制优势的派驻干部辅以资源联动机制和情感融通机制，通过自身独特的组织和政治特性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最终演变成一种相对稳定和较为成熟的制度，并且该过程呈现出了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之间复杂微妙的“制度化”平衡。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三农与"三治"作为国家综合性安全的基础而具有准公共品性质。1若以交叉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观点讨论乡村治理对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作用则可知:作为三农载体的乡村社区本身是"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的成员在群体中具有高度嵌入性的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实体"。据此认为:发展与治理密不可分;农村政策思想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运用整体性视角,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三农与三治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构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综合结构体系;通过活跃社会关系、提高社区成员嵌入性,可以缓解和转化基层社会累积矛盾、提高农村经济持久活力,进而化解中央与地方之间因目标差异造成的"零和博弈",改变国家信用投入在基层被"精英俘获"、导致破坏反而危害稳定的困境。     

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罂逻辑的嬗变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这个过程与现代国家建设密不可分，并且乡村治理明显服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理解乡村治理的逻辑就需要从整个时代的意义、从国家与乡村的互动逻辑中去解读，进而形成对乡村治理变迁的整体性判断，并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现实与未来走势进行定位。     

权力文化网络视域下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

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驻村帮扶下的乡村治理变革--基于H省C镇X村的田野调查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结构一过程”的分析框架和H省C镇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税费改革后第三领域内松散脱节的治理结构和多重机制混合的治理过程在驻村帮扶下发生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中间型载体,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在村治场域内的上下贯通,塑造了紧密嵌合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依托于规范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官僚化的治理工具,驻村帮扶又在实践中将多重治理推向统合,构建出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驱动的治理形式虽不同于节省成本的简约治理,但却具有复归二元合一政社关系的结构意义,因而又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迪。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黑格尔曾第一次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做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观点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与社会观。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古至今也经历了多次变化,由封建社会两者的高度统一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渐分离再到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出现,两者的关系不断变化和发展。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乡村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如乡镇政府定位的不准确、村委会职权的不明确、村民综合素质的不高等等,使农村社会仍处于弱势状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探讨乡村治理问题,必须坚持两者的二元化关系和统一趋势,坚定唯物史观的立场,从而不断地探寻乡村治理新模式。     

我国乡村治理变迁与现代化转型路径研究

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未来趋势及内在约束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逻辑起点,以农民、基层政权、国家为关键治理主体,以效率、平等、稳定为基本治理目标,将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增强治理成效的过程。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就要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创新,特别是要在城乡一体化和协同治理原则下,破解阻碍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