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前瞻——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一号文件"有关乡村治理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关注重点,主要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完善与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多元化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中国未来的乡村治理政策,应着力于进一步完善与乡村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加大财政支持、加强民主监督机制、继续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挖掘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资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青年人才加入乡村社会治理等工作内容。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

课题组在"全球—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下,认为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看到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风险的复合型与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本报告考察了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治理的案例;提出我国正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五大风险;认为虽然乡村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但是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必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现代警务机制研究综述

我国警学界对"警务机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价值理念、构建路径、基层实践等方面,但在警务机制改革的相关法理与警务机制运行现状上成果较少。当前在治理机制现代化的视阈下研究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热点方向,警务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必要在此视阈下进行分析。基于治理机制现代化理论对警务机制的研究现状加以衡量,有利于进一步创新警务理念,为当前公安机关探索警务机制改革起到指引作用。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