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现代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新型复合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型话语,要兼顾文明的“属性分析”与“话语分析”两大面向,特别是话语分析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意义,体现在其对于带有浓厚西方本位色彩的现代学术概念的解构与重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话语相结合,有助于重新厘定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借鉴“多重现代性”思想运动经验,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供给提供较为厚重的规范性内容。     

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满怀豪情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其中多次讲到中华文明,从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讲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文明蒙尘”,再讲到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百年伟业的人类文明史意义。     

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思考

关于“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定义，诸家解释不一。作者认为，中华民族是近现 代开始形成的一个带有总括性的民族和国家相统一的意识或概念。本文正是从讨论“中华民族”概 念的内涵入手，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实体已经形成，而作为一个自觉民族实体正处在 形成发展阶段。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作者通过讨论，强 调了国家主导意识在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方面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弘扬延安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浅谈“中国梦”和“延安精神”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结晶,是我们党永立于不败之地的传家宝。延安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弘扬延安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浅谈“中国梦”和“延安精神”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结晶,是我们党永立于不败之地的传家宝。延安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

李占荣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载文《论“中华民族”入宪》认为，民族是一个基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范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已经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大陆学者长期专注于文化意义的民族研究，对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研究甚少。“中华民族”入宪是指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写入宪法，在宪法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政治法律地位。这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看，“中华民族”入宪对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它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表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为国家统一提供了理论和宪法支撑。     

梦想与奋斗:从“大同梦”到“中国梦”

从"大同梦"到"中国梦",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追求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奋斗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清晰的思想脉络和丰富的时代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随着时代进步和现实条件变化,"中国梦"必将增添新的内容。考察其历史渊源、思想脉络和时代内涵,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追逐“复兴之路”的历史足迹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一次次失败中幡然醒悟,开始了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了历史的转折与发展,最终踏上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国早期“玉德”文化及其影响

中国玉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一直承担着文化载体的重任。中国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之一的"君子"观与玉文化息息相关、唇齿相依。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玉德思想依旧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言行举止。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仍然秉承着祖先对玉石的崇敬,执著于对玉石般高尚品质的追求。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维护好民族团结“生命线”

正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和发展进步的基石。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民族团结、边疆安宁、国家统一始终是每个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民族团结对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老七”怕什么?

去年的12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已经坐在世贸组织正式成员的位置上。这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评选2001年的X件新闻,只要没有偏见,它也会被列入其中。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亦离不开中国。 2001年末发生的这件大事,预示着壬午年,中华民族万马奔腾、马到成功,预示着在更远的年代,中华民族一定会实现伟大的复兴!     

以“中国市场一体化” 让“台独”变“台孤”

台湾经济回归“中国经济圈”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地理、文化、血缘等纽带的联系下,其经济发展历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力强盛,则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经济依附程度加大,向心力增强;国力衰弱,则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经济依附程度减低,向心力减弱。近代以来,台湾经济在中、日、美、中经济圈内的移动,就是这种客观规律的反映,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回归。     

“八荣八耻”贵在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精辟概括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对社会主义道德观进行了创新、丰富和发展,突出表现为“三个结合”。一、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道德文化传统,讲道德、知荣辱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最早提出荣辱概念的是孟子     

浅谈道家中的“和谐文化”渊源

一、道家中的和谐图景是建设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渊源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传统相承接的,道家中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特     

“慈善”探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慈善理念和慈善实践源远流长。慈善事业,在历史上曾对灾害赈济产生过重要作用。     

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向和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是~U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

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衰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日益陷入苦难的深渊。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一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却都壮志未酬。直到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到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相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流砥柱,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学术建国”思想探析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进一步加剧，到了抗战时期，这种危机状态已达于极点。面对这样艰危的局势，对中华民族命运十分关切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救国良策，他们力图吸收、融化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实现用学术来建国的期望。     

民族建构的限度——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的兴衰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是民国时期的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前者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后者认为各族已经同化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民族话语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各族团结抗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对国内各族的族际差异与自我认同缺乏包容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更包容族裔差异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现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民族建构是有限度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要对各族的多元差异给予尊重与包容。我们要探索与完善我国既有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