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的变迁与重构——以改革开放为研究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主体的设置总体上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来看，仍存在着法律规定不统一、不详细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等问题，而实践中侦查主体的侦查权和其他权力相互交错、权力滥用现象亦不少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由法律统一并详细规定侦查主体，即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并努力向“大侦查机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侦查主体的设置更加合法和合理。才能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     

论中国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侦查行为,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在庭审中是重要的证据之一。通过讯问可以很快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查获证据,降低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侦查讯问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破坏了刑事诉讼自身的价值要求,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笔者就我国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我国讯问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国外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享有的权利做了一定总结;最后提出完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几点建议。关键词: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论侦查思路的转换——基于中国的侦查环境分析

侦查思路的转换应从侦查科学化、法治化等方面切入。侦查科学化包括:侦查队伍的建设由业余化向专业化转变;侦查的领域从单纯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的空间;侦查路径从注重从案到人转变为从案到人与从人到案并重;侦查方式从强攻硬取、打疲劳战向讲究谋略、利用科技转变;侦查工作向智能化转变,侦查环境、手段趋向数字化。侦查法治化包括:从关系主义向法律至上转变;从偏重于实体转变为实体和程序并重;从对证明能力的关注转向对证据能力的关注;从形式上的对抗制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制;侦查管理实现法治化。同时也要注重其他侦查理念的转变。     

侦查措施法治化的演进史：1979～2018——基于刑事诉讼立法的视角

当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确立,法治公安建设和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迎来了新时期、新要求。对于兼负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的公安机关而言,侦查法治化是实现法治公安的重中之重。侦查法治化是将侦查权的主体、对象、具体措施、工作程序等均置于法治的轨道内,受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法律规定的制约。侦查措施法治化则是侦查法治化的关键性环节。法治,即规则之治,当以规则为先。基于《刑事诉讼法》视角,梳理我国侦查措施的法治化进程,结合司法实践,剖析现行法定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以期未来司法适用能有更完善的法律依据。     

依法治国背景下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探析

侦查法治化是我国建设法治公安的重要内容,法治化也是侦查活动本身的应有之义和价值追求。探析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路径,确定侦查工作改革的方向、着手点和推进途径,是真正实现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侦查工作的法治化应当整体推进,不仅要从公安机关内部进行侦查法治化的研究和改革,而且要从外部的基础保障、协调衔接、监督制衡等进行全方位的法治化路径探索和制度设计。     

缺失与补正: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

基于侦查阶段有效防御侦查机关强力之考虑,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较多的诉讼权利.然而,法律只规定了诉讼权利的内容,未确立行使这些诉讼权利的程序性制度,导致法律规定的诸多权利未能从应然走向实然,无法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立法初衷.为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分析现行制度缺陷,进而补正权利告知制度,以期真正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试论我国行政法治化的中国特色

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现在仍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阶段。本文以中国特色为视角，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在缘起、理念、制度、执行以及进一步推进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折射出的成功与不足，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推进行政法治化不断走向深入提供借鉴。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律师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并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进行了扩充。随着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已成为趋势，按照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国侦查法治化问题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侦查活动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改革,要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之中。侦查法治化的基本内容是:侦查理念法治化、侦查制度法治化、侦查程序规范的法治化和侦查行为法治化。同时,推进侦查法治化要牢牢把握当前我国侦查法治化的关键领域。要加强侦查法治化理论研究,促进侦查法治化取得实效。     

贞查信息论——侦查信息的开发与应用

侦查信息化能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和效益，能提升侦查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及整体破案质量。而要实现侦查信息化，必须搭建网络化工作平台，开发各种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全面收集可资利用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科学的整理、归类、存储、管理，实现侦查信息资源的共享，充分利用侦查信息的使用价值，进一步提高侦查效率，减少侦查成本。     

当代中国法治整体意识论纲

只有把握法治的整体意识才能理解法治的真实意义，而哲学的法理学是把握法治整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法治整体意识的要点是：法律存在是最低限度的法治；法律约束具有普遍性；普遍的法律约束具有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治的实质就是约束公共权力；倡导合道德性的良法统治；建设私法主治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保障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区别人的道德世界和功利世界。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是法治整体意识的核心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探讨——对宪法修正案的一种注解

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在修改诉讼法时,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物上请求权性质论

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原则上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但大陆法系国家在某些物上请求权中同样适用时效制度,以贯彻物尽其用的物权法之立法原则.这对我国的物权立法有着借鉴意义,在分析哪些物上请求权可以适用时效规定之前,必须释明物上请求权的性质,以探求其适用时效制度的合理性.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用法律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在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奉行实用主义立场,搞实质法治和能动司法。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严格法治的原则,尊重法律的权威,用规则和程序规制人们的行为。法治思维包含着用法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设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思维方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话语霸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除权力的傲慢与过度张扬。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尽管秘密侦查在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具有隐蔽性、易侵权性、当事人救济的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使我国的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高水准的平衡,就必须实现秘密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法和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来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将其早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浅谈审查批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促进侦查机关合法取证至关重要。对现行审查批捕，应从立法上、程序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依据法理和法律的规定对有关证据予以审查排除，从而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