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博弈过程，腐败与反腐败虽然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来找到一般规律。腐败的成本按照“经济人”原理可以分为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和道德成本，通过分析腐败的成本可以探究腐败的戍因，找到遏制腐败的方法。反腐败是政府进行的重要活动，反腐败的成本属于政府成本的内容，通过分析反腐败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确定了反腐败斗争要在政治意识上高度重视、运行中经济节约和社会影响上一分为二的方法。     

公众腐败感知与腐败的民间传说——基于C市城区公众腐败感知调查的一项研究

作为腐败量度的重要方法,腐败感知及相关的腐败印象指数常被广泛运用,但公众的腐败感知很大程度上属于民间传说,具有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特性,而并非亲身经历的腐败事实。通过腐败感知可以量度"腐败传说"的流行程度。基于C市城区居民925份问卷调查的数据,确认了"腐败传说"的存在。但不同于已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腐败传说"与其观念持有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并无明显的相关性。有无遭遇腐败的亲身经历则与腐败感知、反腐败成效感知呈现出显著相关性,有腐败经历者对腐败普遍水平和严重程度的评价更高,对反腐败成效的评价更低。反腐败工作致力于降低腐败发生率并因此降低民众遭遇腐败的概率,应为关键,但并不足够;通过各种措施降低"腐败传说"的流行程度,本身亦应成为反腐败的努力方向。     

浅析新时期腐败行为新特点及应对措施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研究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产生腐败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加大标本兼治的力度。     

腐败资产无条件返还机制研究

在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行腐败资产返还过程中,各国就资产流入国能否对返还时间,返还对象加以限制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对腐败资产的无条件返还符合资产返还原则设立的初衷和内在要求,是各主权国家相互尊重的体现,对资产流出国和资产流入国均有裨益。应当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订立协议"和"共同安排"进行限缩解释,并在实践中以国家监察委为对外挂牌的反腐败国家机构,并做好腐败资产的管理和公示制度。     

论腐败控制的法律预防机制

近年来,各国腐败犯罪案发数居高不下,如何建立起腐败犯罪的预防、惩处机制以遏制腐败,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全球计划》有关预防腐败的规定和措施为各国制定反腐败法律树立了典范。我国惟有依据国情、总结经验和教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预防和反击腐败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法治。     

腐败何以难遏制

据统计，仅1997年至2008年间，中央及各省市制定的反腐败文件就多达3000件，可以说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然而，如此密集的反腐文件的出台并没有有效遏制住腐败，也没有取得像某些人所说的那种“阶段性成果”，腐败似乎还有继续蔓延之势。     

韩国严惩公职腐败

在工业化进程中，韩国的公职腐。败问题（包括高层腐败）一度丑闻频出，甚至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致历届韩国总统都难得“善终”。韩国反腐败委员会2003年进行的一次民调还显示，有90％的韩国青少年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     

“村官”腐败不可小觑

在不断深入的反腐败实践中，人们往往会把眼睛盯住“位高权重”者，容易忽视农村基层“村官”的腐败。别以为村干部“位小权轻”，有的只是“吃吃喝喝、多拿多占”，其实不然，小小“村官”腐败造成的危害同样很大，切不可小觑。     

秘书腐败：失控的隐性权力

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腐败测量:基于腐败、反腐败与风险的视角

腐败测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建立科学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是目前腐败问题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反腐败机构十分关注的问题。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国际组织和国内外一些政府的实践探索,论证了腐败测量的理论背景,分析了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提出从腐败状况、反腐败绩效、腐败风险三个维度测量腐败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腐败测量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构建了具有系统性的指标体系,为腐败测量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     

国家预防腐败局：如何预防腐败

腐败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由腐败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让人触目惊心，因此我们必须要反腐败。但如果说把腐败比喻成社会的一大毒瘤，虽然加大反腐败力度可以不断地清除社会毒瘤，但是即便毒瘤被清除，毒瘤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是难以弥补的。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在这种社会“毒瘤”形成之前就把它“扼杀”掉呢？     

刍议腐败层级与反腐败策略

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相比较，将“紧迫性”换成“复杂性”是一个显著变化。这提示我们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对腐败问题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不仅要从战略上坚决反对腐败，更要从策略上有效反对腐败。     

依法遏制强势利益集团腐败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从不断披露的惩腐案例和高频率的出台廉政规制，即可窥见一斑。但与此同时，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通过强有力的反腐决心和一定的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些高发性腐败问题。但总体而言，腐败与反腐败，始终存在此消彼长，腐败行为仍处于高位频发趋势。     

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浅析对“亚腐败”现象的综合治理

当前中国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所取得的成效也越来越显著：大批的贪官落马群众拍手叫好;大案要案查处廉洁之风盛行;官本位思想逐渐由民本位思想取代。当一个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立时,腐朽之温床中腐败现象依然存在着,甚至孕育了“亚腐败”。“亚腐败”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容易让人们疏于防范,但是“亚腐败”一旦形成只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综合治理,以确保反腐败道路的一帆风顺。     

权力腐败的立法规制

腐败是自古以来，在全世界范围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人民的疾苦。重则危及政权，所以反腐败已成为历史性、全球性的课题。因为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腐败就是利用权力以权谋私。但拥有权力只是存在腐败的可能。而不是腐败的必然。如何抑制腐败。从可能转为现实，都是由每个国家所投入成本与注视的程度决定的。本文着重分析权力腐败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     

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为平台共同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加强合作、构建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而腐败犯罪破坏民主与法治，助长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危害正常的生活．危及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实现。随着跨国腐败犯罪的不断增多，腐败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及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交织日趋显著，各国反贪机构携手肃贪已成为必然趋势。为促进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的预防、腐败犯罪的界定、反腐国际合作、非法资产的追缴等问题提供了一整套法律规范．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迄今已有140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随着该公约在2005年12月正式生效，其有效执行越来越为各国所关注。各国反贪机构期待有一个独立、专门的组织推动彼此间的沟通，增进务实合作，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成立的。     

集体腐败的治理对策

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反腐败的监督体系、制度体系和管理体系。当前集体腐败的增多，并非因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过去一段时期反腐败工作富有成效的表现，正因为我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完善了制度体系，使得个人难以独立进行腐败行为，     

俄罗斯打击腐败出重拳

2011年以来,俄罗斯继续将打击腐败列为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首次提出以经济手段惩治腐败,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廉政建设,着力整顿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推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加强立法,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扩大贿赂罪范围,实行轻刑重罚。2011年5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新的反腐败法案。法案有三个重大变化:     

反对特权思想 严惩腐败犯罪

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腐败是特权惹的祸,反腐败必须反特权。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从特权思想入手,分析目前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特权行为以及特权思想作祟,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动过程中带来的危害。第二部分析坚决反对特权思想与反腐倡廉的紧密联系,并阐述通过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高发的窝案现象,启示我们在反腐倡廉的斗争中应该从特权思想的源头抓起。第三部分,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常""长"二字着手,总结本院办案经验,提出打击预防职务犯罪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务求做到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腐败犯罪跨国化背景下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跟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也出现了跨国化的发展趋势，贪官携款逃往国外的现象日渐加剧。世界各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腐败犯罪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事情，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法律，将对我国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相比，我国法律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2011年8月30日公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并未涉及，但是，如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腐败犯罪司法控制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就刑事司法协助这一重要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问题进行探讨，与学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