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权的监督制约

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须以司法权的独立为前提.本文所说的监督和制约,是为了保障司法权规范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是为了追求权力的平衡.我国司法权滥用的主要原因有司法权纠缠于政治权力,司法机关内部结构的行政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权沦为工具等.对司法权的法律规制只是司法权取得方面的制约,对司法权的运行进行制约,是司法权监督和制约机制中更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司法权运行过程的制约,主要通过司法权的内部系统进行.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在司法权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民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司法实践出发,从人民陪审员的法律法规完善、规范选任条件、明确适用范围等发面提出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以期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司法权监督和制约方面发挥作用。     

论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

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具有不同的涵义,对司法权不仅要进行监督,更要进行制约；不仅要进行体制外的监督,也要完善体制内的监督机制；不仅要对实体进行监督,也对司法程序监督；不仅完善现有的监督程序,也要加强司法权监督制度的创新.     

公民监督司法权问题探析

公民监督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公民监督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而公民监督司法权则是公民监督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公民参与公权力行使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监督司法权主要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实现,但由于我国开展公民监督司法工作起步较晚,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其监督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需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人民监督员制度。     

司法权的舆论监督

权力天然的侵略性与扩张性决定了权力必须要受到监督与制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必由之路。司法权属于一种权力,具有权力的属性特征,所以司法权也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现代民主社会中,除了国家固有体制与机构对司法权的监督外,舆论的监督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如何保障民众的舆论权,如何更好的引导舆论监督司法权是本文探讨之所在。     

论我国司法监督资源的优化整合

当前,我国司法监督资源丰富。主体众多且监督泛化的司法监督易导致司法权难以独立公正行使和监督效果不佳,司法监督资源存在着优化整合的必要性。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强化并完善对法院司法权的专业化法律监督路径,弱化并整合对法院司法权的非专业化监督路径,同时努力实现非专业化监督路径与专业化监督路径的良好对接是优化整合我国司法监督资源的一种探索尝试。     

权力监督哲学与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对执法司法权的制约监督,往往是权力监督的关键环节,也是权力监督理论的重点议题。在中国政法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监督哲学是认知、思考和解决执法司法权制约监督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新的权力监督哲学的引领下,中国政法界深入推进执法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系统完备、权威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这一体系既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党的监督、相互制约监督、内部制约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数据监控等机制,又遵循了权力制约监督的普遍原理,内含着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科技制约权力等四大控权模式。面对快速变革的权力监督实践,中国法理学的既有监督理论应当进行重构重塑。     

法律监督——检察权性质的应然性探讨

学术界对检察权性质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总结起来,大体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双重权说以及法律监督权四种学说。对一个国家检察制度性质的考察,必须充分考虑其赖以生存的历史土壤、制度流变和法理基础,我国以法律监督属性作为检察权性质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法律监督的认识,我们必须从本体论和运行论两个维度才可以充分了解法律监督之特点。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民主需要论证——沈阳市人大否决案剖析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人大否决案引发的若干理论问题的分析,论证了以下命题: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垂直政治;民主是多数权利和少数权利在不同制度设置下的互动;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才能构成法治。作者还认为对司法权的监督应符合司法权的性质,并基此提出应变现行的“整批监督”模式为事后的个案监督模式;应加快公法的制定和完善。作者还对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模式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

对行政规范进行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排除了对行政规范的审查,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亦与依法行政的宗旨相悖。故此,应将行政规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并从司法审查的方式上进行完善,以期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     

防治"司法腐败"制度设计思路之悖论解析

被冠之以"最大的腐败"桂冠的"司法腐败",是近年来社 会民众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防治"司法腐败",自然 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综观仁者与智者的妙招高论, 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种观点:一种是如何对司法权力的监督,防 止司法权的滥用,削弱司法权的独立性(思路一):另一种则是削 弱干预司法权的其他各项权力包括监督权,确保司法独立(思路 二)。这两种观点如同水火不能交融。加强监督,势必削弱司法独 立;要保证司法独立,就得排除一切干扰,包括监督权的干扰。这 就使决策者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本文试从解析"加强监督 制约,保证司法独立,防治司法腐败"这一悖论出发,对防治司 法腐败的制度思路进行探讨和论证。     

人大监督司法之应然状态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所在。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司法权依附于行政权,司法不能独立,行政干预司法。同时,司法权在其运行过程中,权力被滥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必将导致司法不公的结果。这种结果不仅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更严重的是法律的严肃性、震慑力将受到破坏,国家的权威就会被动摇。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司法的应有权威与效力是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司法权的正常运行,法律的正确实施,司法的公正,都离不开人大的监督。     

试析审计公告法律制度的双向权力制约性

在现代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和反腐败制度设计中,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审计结果公告权,具备双向权力监督的特征,它既加强了对除己之外的其他公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又强化了对审计监督权自身运行的监督与制约。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论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法律对权力的制约

权力制约既是对权力正常运行的肯定和保护,又是对权力偏离轨道的防范和矫正。本文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要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必须加强法律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论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

我国现行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两权"权能混同、运行程序混同等成为影响和制约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司法权的掣肘之一,需要在厘清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分离的理论、制度、实践、政策等依据的前提下,探索实行"两权适度分离"的制度设计。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由司法机关"内部混同管理"模式向"适度分离、自治管理"模式,再向国家司法委员会"统分结合现代管理"模式跨越,是司法管理体制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是司法管理体制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尚成熟向成熟过渡的渐进过程,是推进司法管理体系和司法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监督·问题·出路——谈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

为了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以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制度,通常称为司法审查制度。模式有两种,一是象法国那样设立隶属于行政系统但具有独立性的行政法院,二是象德国那样创制既独立于行政机关又独立于普通法院的专门法院。我国只有人民法院才是唯一的审判机关,只能在普通法院内设立行政审判庭担负起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审理行政案件的任务。人民法院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看监察体制改革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反腐体系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的需要,更是对我国不科学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变革、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在授权改革试点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宪法法律做好顶层设计,充分体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积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作用,确保改革后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国家监察权能够健康高效顺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