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犯罪的刑罚模式改革

当前,经济犯罪刑罚轻缓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经济犯罪惩罚还存在刑种设置单一、财产刑适用不足、量刑情节模糊等问题。为使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改革跟上世界刑事法的发展潮流,应在宽严相济形势政策指导之下完善经济犯罪惩罚的财产刑和资格刑,对现行刑罚模式予以改革。     

生态犯罪的刑事犯转化及其益处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态犯罪的设置属于行政犯,但由于生态伦理观念的变迁导致生态犯罪由行政犯向刑事犯转化,这种转化会带来一定的益处: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增加了刑法对生态犯罪的调控力度,避免出现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惩罚漏洞。     

行政犯概念初探——以我国法律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范围日益扩大,刑事法律规范将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其中予以刑罚惩罚,是为行政犯罪。本文通过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观点的介绍,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定义行政犯进行了初步探析,揭示了行政犯的二重属性,行政犯的成立与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关系。     

需求弹性理论视角下死刑存废问题探究——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例

在犯罪经济学中,弹性用来表示犯罪数量的变化对刑罚严厉程度的反应程度或灵敏程度。在国际社会呼吁废除死刑的大背景下,运用需求弹性理论分析发现,当前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生刑"范围内缺乏弹性,但现有刑罚结构不具有废除该类犯罪死刑的现实条件。只有通过设置死刑替代刑、严格执行减刑假释制度、提高堵截性条款的适用性,才能保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弹性,使废除该类犯罪的死刑具有现实可能性。     

什么是刑罚种类?

刑罚的种类即刑种。资产阶级法学家通常将刑罚分为: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财产刑、权利刑、名誉刑。这六种刑罚又可分为主刑和从刑(附加刑)两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这九种刑罚又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类。主刑是法院在判决刑事案件时独立适用的刑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早在2000多年前，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行政手段引导民众，以刑罚来整顿、约束民众，虽然可以使民众暂时免于犯罪，但却无法使他们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孔子的主张启示我们，道德自觉与法律约束相互联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论刑罚执行的目的

刑罚执行的目的就是将刑罚从未然状态转变成现实状态，但是刑罚执行是对已然的犯罪而言的，这必然与刑罚的目的不同。从当前的刑罚执行活动中归纳出了惩罚、阻止再犯罪、震慑与教育和矫正。     

论当今社会下的网络犯罪

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应用服务，但网络犯罪与网络技术同步发展。所谓网络犯罪，是指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攻击对象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对我国毒品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的反思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的重刑化趋势,与毒品犯罪高涨不下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希望通过"以刑抗罪"的传统模式来防范毒品犯罪的实践路径,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重刑适用的诸多弊端,也与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不相合拍。应当改变当前过于倚重刑罚防控毒品犯罪的窘境,重构毒品犯罪的刑罚结构及其内容,从禁毒策略体系入手进行一体化构建,这理当成为法治化语境下理论界与实务界为之不懈共同努力的前行路标。     

浅谈社区矫正人员权利的保护

在我国,所谓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人置于社会上,由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在矫正期限内,对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等方面进行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然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长期受我国刑罚传统观念的影响,忽视了对矫正人员的合法权利保护,甚至一些监管措施使得一些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侵犯,违背了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宗旨。因此,如何保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利将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     

各国政府管理层次与幅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依照不同区域的具体行政环境，合理设置政府管理幅度与层次，对于建立和完善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以世界各国行政组织结构设置的统计分析为参考，结合现实背景，讨论了我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国家纵向管理层次的设置问题，提出了对我国行政管理幅度与层次结构进行调整的设想方案。     

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走向：以非强制行政行为为主导——从中国行政法的视角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的核心范畴。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论转变，中国行政法也必将以非强制行政行为为主导，这与现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存在许多冲突。重新定位行政行为的性质、重新构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行政救济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法律责任体系，是中国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与完善

由于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司法实践中在对行贿犯罪人免于刑事处罚时较少采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由此导致免于刑事处罚的行贿犯罪人实际上未受到任何处罚和教训。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对行贿罪免除处罚的范围,但基于查处与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司法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因"辩诉交易"而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因此,为有效惩治与预防行贿犯罪进而有效遏制受贿犯罪,有必要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与完善。对于行贿犯罪人能够产生预防犯罪作用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三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均因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应当进行规范。此外,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适用,还必须辅之以相对完备的基础制度,因此,应当夯实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司法基础,完善信息及时披露制度和相应的监督机制,以及构建行贿单位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等。     

我国证券犯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的证券犯罪立法模式采用刑法典的统一模式 ,这种方式稳定性强 ,但难以适应证券犯罪多变的特性 ,而采用附属刑法模式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我国的证券犯罪应该是指证券发行和交易管理过程的犯罪 ,因此 ,现行刑法设置在公司犯罪中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应归属于证券犯罪之中。《证券法》颁布后 ,增设了不少新的证券犯罪行为 ,难以为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证券犯罪所包括 ,从而引起失衡 ,刑法宜增设相关证券犯罪     

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探讨——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     

职业化取向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不成熟决定了以学科取向为依据设置专业课程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课程体系单一趋同，缺乏特色，课程体系庞杂混乱，缺乏主线，课程结构不够科学合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以职业化为取向，以行政管理专业的主要雇主及其需求为依据设置专业课程。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对策研究

建设中原经济区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无疑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由此在某一区域会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等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应该从"打"和"防"两个方面着手。注重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罚的及时性以及刑罚的适当性,注意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适用。要针对流动人口本身原因及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犯罪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刑法学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刑法学是我国重要的法学学科,它以我国现行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我国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刑法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加以探讨。一、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犯罪决策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对犯罪决策进行经济分析。笔者认为,犯罪成本由物质性成本、非物质性成本及惩罚性成本构成。当预期刑罚成本高于预期犯罪效益,犯罪物质性成本、心理感受之和高于预期犯罪效益时,潜在犯罪人不选择犯罪;反之,则可能选择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