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     

刑事立法模式的宪法考察

现行刑事立法采取了将所有犯罪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的模式，没有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导致刑法典中出现大量的绝对空白刑法规范与相对空白刑法规范，并且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宪法原则；绝对空白刑法规范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相对空白刑法规范不符合明确性原则；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不符合比例原则。只有改变现行刑事立法模式，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在刑法典中仅规定自然犯，才能使刑事立法模式与宪法相协调。     

劳动刑法研究三题——知识产权立法的“中国奇迹”

就劳动刑法理论的本原意义和结构对象这一逻辑阈限而言,国内任何关涉劳动刑法制度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概念论"、"规范论"、"立法论"这三个至关重要的理论维度。其中,"概念论"是从逻辑层面上对劳动刑法本质的追问而产生的理性之思,"规范论"是从实然层面上对劳动刑法的规范基础、规范属性和规范形态而形成的法理定位,而"立法论"则是从应然层面上科学定位劳动刑法的立法原则、立法模式和责任模式而作出的制度回应。     

规范意识强化:也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刑法规范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忠诚,故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宜纳入刑法的规范性要素,“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应该得到支持。由于对刑法工具价值的夸大与误读,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司法甚至刑法理论都存在着严重背离民众法感情的“异象”。通过科学刑事立法、强调刑事司法之社会效果、提倡刑法的适用性解释观念等途径,能够促进符合当下法治理念之刑法公众认同理念的培养与建立。     

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对于刑法信仰、对话型刑事话语系统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共识刑法观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整个法制体系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应与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包括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达成并保持着共识。在刑法实践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刑法立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规范的实体内容应凝结和体现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在刑法司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解释及定罪量刑应照应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事陪审制度问题；在刑罚执行环节，共识刑法观直接关联行刑听证制度，并对行刑人性化给予合理的节制。共识刑法观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实际基础，是“刑法学术观”与“刑法实践观”的完全统一，是对常识主义刑法观的响应与提升，从而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论刑法的解释功能

论刑法的解释功能法学博士李希慧刑法解释的功能，是指刑法解释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解释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即刑法解释具有多种功能，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种：规范、指导刑事司法功能；弥补刑法立法欠缺功能；促进刑法立法完善功能；刑法教育功能；繁荣...     

刑法上认识错误的概念及分类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亦作刑法上的错误),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问题。从现有资料看,把这一问题作为主观罪责方面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并同“故意论”、“责任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乃是资产阶级刑事法学派在以“犯意责任”的原则代替封建社会主要盛行的“结果责任论”之时开始的。适应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刑事政策的需要,不同的刑事法学派对此也曾提出不同的理论和主张,为资产阶级的刑事镇压提供着“理论根据”。综观现代世界诸国,对于刑法上的认识错误问题,或于立法中明文规定,或于刑法理论,刑事判例中给予很大的注意和运用。     

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分离下法定犯的限缩方案

应当重新审视法定犯的刑法规范属性,从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统一论转向分离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统一论混同了立法和司法原理,势必得出行为成立犯罪就一定处罚的结论,这不仅与司法实践不一致,也会导致在立法扩张的同时加剧司法的进一步扩张。刑法立法的类型性和抽象性,为分离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刑法立法不可能完全杜绝司法的个案裁量,司法可以在立法的框架下针对个案予以情景化判断。分离论有助于形成“立法扩张+司法限缩”的模式,促进个案裁判的实质公正。分离论符合司法综合判断的立场,通过裁判对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予以实践性建构,可弥补刑法立法偏重一般性的不足。分离论有助于实现犯罪的分层评价,行为规范的主要功能在于宣示行为的规范违反性,裁判规范则侧重处罚必要性的判断。基于法定犯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分离论思路,首先,应当摒弃形式化的机械认定犯罪的思路,强化刑法规范目的对于刑事违法判断的制约,避免行政法和刑法规范目的混淆,同时避免后果主义对构成要件的“软化解释”。其次,注重法定犯罪量要素的客观判断,在认定模糊罪量要素时,应当坚持客观违法的立场。最后,应当建构法定犯应罚性与需罚性区分的司法逻辑,应罚性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念定位与表述路径——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我国附属刑法规范表述路径和立法模式尚存在诸多缺陷。附属刑法规范的制定、修改应沿袭刑法典制定、修改的刑事立法理念，以免导致附属刑法规范之刑法精神的丧失。附属刑法规范制定既要坚守刑法基本原则理念和现代刑法新理念；为实现附属刑法规范的科学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应倡导在散在型立法模式的指引下制定附属刑法规范。     

我国社会主义刑事责任理论初探

<正> 刑事责任是刑法的根本问题。纵观古今,无论是古罗马法“无责任即无刑罚”的原则,还是近现代的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都在刑法史上占据重要的席位。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刑事责任问题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就有十八个条文,二十八处直接提到或涉及刑事责任。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刑事责任理论,是我国刑事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 刑法是国家在处理它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关系时制定的保护性法律规范。它通过确认     

刑事执行立法方法论的选择

有关刑事执行立法方法论问题迄今仍未受到国内同行足够的关注，而这表明我国刑事执行立法理论尚未走向自主有为的境界。因此，唤醒立法方法论思维已显得尤为重要。行刑立法方法论要探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基于“为什么行刑”而产生的“行刑的目的论”，二是“如何行刑”而产生的“行刑规范论”.     

论环境的刑法保护

论环境的刑法保护●朱弘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之不足危害环境的犯罪，是近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一类新型犯罪。在我国，同样面临着相当突出的环境犯罪问题。而现行的刑法典和其它刑事立法在惩治危害环境犯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１）立法滞后，空白不少。这是我国环境...     

新刑法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减刑和假释制度是我国1979年刑法典（以下简称原刑法）中规定的两个主要的刑罚执行制度，经过17年的实践证明，是两项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鼓励罪犯加速改造，实现刑罚预防犯罪之目的具有积极重要作用。但由于原刑法坚持“宁疏勿细”的立法观，减刑和假释的规定过于笼统、原则。这种状况与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及刑法自身的科学性的要求极不适应、极不协调。1997年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坚持“尽量明确”的立法观，在立法格局上对减刑和假释制度从内容到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使立法更加具体、规范，使司法更易操作、执行，使减…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健全合理的刑事立法模式

就刑法规范存在的形态来看,我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采用的是一种以刑法典为轴心的单向型刑事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虽然能够在总体上保持刑法典的主导地位,集中发挥刑法规范的权威效应,但因其缺乏较为明确统一的立法指导原则,以及受到传统刑事立法方式的客观制约,因此,不仅在各种形式的立法内     

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辛科修订后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与１９７９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比，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其中在总则方面的一个重大修改，就是增加规定了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三个基本原则，以指导整个刑事立法和刑事...     

2001年度《人民检察》优秀文章

经本刊编委会组织评委投票评比，评出本刊２００１年度优秀文章如下：一等奖１．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马克昌）２．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关系（汪莉）二等奖１．论我国诱饵侦查制度的立法建构（吴宏耀）２．关于“零口供”规则的思考（汪建成孙远）３．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龙宗智）４．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杨春洗余诤）三等奖１．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姜伟陈正云）２．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现实合理性（翁晓斌方文晖）３．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建构（黄京平王兆峰赵坤辉）４．数量型犯罪的量…     

试论持有行为的性质及持有型犯罪构成的立法论意义──以持有假币罪为理论起点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出台，使我国刑法理 论中犯罪行为方式的划分方法实现了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演变，持有，以其鲜明的 特征而区别和独立于作为及不作为这两种犯罪行为方式。这种演进在犯罪构成上具有重要的 立法论意义，合乎刑事规范精确性与模糊性之平衡需要，是模糊犯罪构成的一种具体表现形 式。     

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风险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民主的体制下应对新的社会风险,而不是通过扩张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对的国家权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社会风险”理论者看来,无限制扩充国家权力来抵御社会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刑法应对风险绝对不是通过确立风险刑法的模式来强调刑法的恐吓性。我国当前刑法理论所说的“风险社会”实际上不是“风险社会”论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而是通喻社会风险,有时还包括“人为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不能直接为风险刑法奠基。抽象危险犯本身作为一种立法拟制的结果,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适当的支撑;行为无价值理论更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与风险刑法的理论基础并不契合,无法在客观归责理论中获取共识。风险刑法的实质是刑法威吓作用在新时期的重新泛滥,是对合法性原则的突破。信守刑事政策和法治的底线、厘清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的关系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