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多元价值整合

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掀起了社会地区差治理转型的浪潮。在转型过程中,各国大多用一种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代替原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不约而同的将效率价值放在优先位置。但是,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除了效率价值之外,还包括公平、责任和秩序等多元价值。单纯强调效率价值容易造成新的社会治理危机,未来的社会转型应该实现多元价值的整合。     

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价值位移

对于公共行政中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目标进行探讨与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凸显出不同的核心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凸显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力求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共处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则把服务视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本文试图对三种社会治理类型的核心价值的变迁进行梳理 ,简述三者核心价值的内在联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转型与治理:参政党社会服务研究

参政党社会服务是参政议政的基础和必要延伸;是发挥政治中介作用,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是锻炼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社会服务与参政党的作用发挥紧密相连,通过社会服务培养社会主体,促进治理主体多元;把"协商"作为社会服务的关键环节,促进治理手段多元;把基层作为社会服务重点,夯实社会治理根基;要把品牌建设作为要点,凝炼社会服务价值内核,共同促进国家治理转型。     

国家审计与创新社会管理理论探索

摘要：国家善治理念推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政府行政向有效、有限、分权、透明政府转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框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维系良好的秩序生态。国家审计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推进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新思路、新视角、新办法创造性地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社会治理活动是人类一切行为体系中最为典型的集体行动 ,它必然会在行动中突出甚至公开宣示自己的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公平和效率价值 ,公共管理则把服务价值放在了核心地位。服务价值属于伦理价值 ,是包含着科学内容的伦理价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主体正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尚处发育过程,政府和公众未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能在制度安排和社会道义上给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严重抑制。改进和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功能作用,既要求我们加快社会组织的立法进程,更要求我们创新工作理念,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定位、科学授权、依法制权。     

论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三维结构

虚拟社会虽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但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有效治理虚拟社会,需要准确理解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内涵与结构。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可界定为政府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对虚拟社会事务进行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提供虚拟社会服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增进虚拟社会主体利益等方所取得的成效。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具有三维结构,其中,价值结构为秩序和公平,内容结构为合作共治、公共安全、危机应对、公共服务、网民权益和全面发展,驱动结构为需求、工具、权力和制度。此外,虚拟社会治理还需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多主体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其一是自律机制;其二是他律机制;其三是互律机制。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基于与历史的比较分析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不断显现的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征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中的超越、欠缺与还原

公共管理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理论范式变革,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独特的学科使命。而每一次范式变革必然是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并伴随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探讨与价值取向的确立。从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力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复归市场再度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到平衡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公共治理理论,都是公共管理学科面向现实社会问题与挑战的裂变与再生,是应对理论危机和管理实践危机的自我调适。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与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转变的突出表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国家宪政体系建设,为国家治理奠定制度基础;有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助于涵养社会核心价值,夯实国家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有助于社会合作共赢,有效应对转型危机和治理难题。     

多元共治视域下提升政协社会价值的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平稳且理性转型的现实基础基本筑就,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对走向社会公共事务的多元共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协要在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下,奠定社会公共事务治理重要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地位,进一步拓展政协社会价值及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空间。通过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独特优势,利用所联系的各个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和国内外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和回应性,在推动市民社会发展和政府与市民社会两者关系的整合中发挥一己之力,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推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目的。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社会治理创新与开放的公共决策法律问题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则表现为由封闭型行政决策转变为开放型行政决策。公共决策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公共决策法律体系有助于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结合社会治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针对公共决策法律体系的构建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坚持民主、法治、回应现实需公平公开的原则,在制度构建时要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的程序和途径、主体间的权责划分。     

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