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社区治理中传统的政府公共权力还在主导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民参与的意识还很淡薄,公民参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传统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造成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公民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以社区公共权力“契约化”转型为分析视角,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尝试构建公民和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的我国公民参与,不仅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但是,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的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其不足。因此,正视现实的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异体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还是同体问责，但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的。我国的异体问责存在着人大问责缺位、司法问责力度不大、新闻媒体问责亟待加强、公民参与问责匮乏的状况，因此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问责、司法问责，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建立和完善公民问责。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     

行政伦理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缺失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现象严重,整个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公众民主参与政治意识薄弱,官员问责意识淡漠,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本文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出发,阐述行政问责文化的内涵及作用,通过反思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现象,从行政伦理角度探求了建构和重塑行政问责文化的路径。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公共行政监督：基础、合力与体系

本文拟在分析行政问责的内涵、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能使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协调配合,以整合行政问责资源、构建以行政问责为基础、包含多元化责任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以期形成监督合力,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全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社会转型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行政问责逐步从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步入我国政治生活进而成为了现代政府的管理手段。但是，当前我国的问责风暴仅仅是一种非常态的问责措施。要实现问责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就必须从问责的主体、制度的完善、行政文化的构建以及拓宽民众的参与等多个方面对我国的问责制度进行革新。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中国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正>公共管理,是公共机构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如果没有公民参与,那么,公共权力的运行就可能偏离社会公共目标,甚至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积极探索扩大公民参与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行政价值观冲突及纠治

行政价值观对公共行政有着重要作用。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期激烈对冲,为人民服务行政价值观的虚无化、效率对公平的冲击、公共权力扩张伤害个人权利、人治与法治的冲突、参与与集权的矛盾等导致公共行政价值观上的混乱。因此,必须重塑转型期的行政价值观,突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理念在行政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为公共行政指引方向。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虽然在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制度建设不完备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从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比较视野中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