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问责权及其实现——以增权理论为视角

公民问责权是公民问责权利和公民问责权力的统一。增权理论新视角下,保障公民问责权有效实现有两条路经:一是个人主动增权路径——优化实现公民问责权的内部环境;二是外力推动增权路径——优化实现公民问责权的外部条件。     

公共权力转型视角下的行政问责与公民参与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公共权力的配置、运作的格局没有实质性的革新，公民参与问责的权力得不到保障，行政问责的“内部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公共权力转型为分析视角，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并论述了公共权力转型期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障碍、问题和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论公民问责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的约束使得公民问责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培育公民问责文化,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建立公民问责回应机制,畅通公民问责渠道。     

行政问责若干问题探讨

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问责尤其是行政问责受到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有关问责＂责任属性＂等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问责的正当性分析入手,明确了行政问责的性质定位,并对学界普遍关注的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是否缺位的问题加以辨析。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理性思考

要使问责制得以持续推行,当前最重要的是应完善问责机制。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明确责任种类及其形式,给官员以威慑;根据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原则,严格界定问责对象;解决问责主体自身存在问题,增强问责主体的问责力度;明确规定问责事项范围;完善问责程序,实现问责结果的正当。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问责制概念及特征探讨

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的特点主要有:“问责”、“问责制”这些词是新鲜的,但实质上不是新鲜事物;问责制的出现具有应急性,但已向“长效型”问责制转化;问责制包括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点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追究机制;问责制涵盖多元被问责主体,但重点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问责制以同体问责居多,但以异体问责为主流发展方向。     

问责制概念及特征探讨

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的特点主要有:“问责”、“问责制”这些词是新鲜的,但实质上不是新鲜事物;问责制的出现具有应急性,但已向“长效型”问责制转化;问责制包括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点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追究机制;问责制涵盖多元被问责主体,但重点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问责制以同体问责居多,但以异体问责为主流发展方向。     

试论行政问责体系中的社会问责

社会问责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制约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的有效途径。社会问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问责体系功能的发挥。社会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     

权利的觉醒与法治的实现

法治的要义在于权力运行的合法、有序。权力、权利之间具有彼此消长关系。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号召公民拿起法律的利剑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而培育出具有自救型人格的公民，是中国法治得以实现的最终保障。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